过去一个星期，《中国讯息网》中文媒体的读者应该都注意到一个比较少见或陌生的法律词汇：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这个英文词有好几个不同的翻译，如：诚信义务、信托义务、信托责任、信义义务等。
Fiduciary是受托人，也就是在法律上受人所托的人。既然是受人所托，对托付责任者就承担着很重要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必须全心全意为托付者的利益服务，凡事须以最有利于托付方为考量准则。比如说，挂牌公司的管理层，对股东就有受托责任。关系到我国80%以上人口利益的市镇理事会，对它们管辖范围内的组屋居民，也存在受托责任。
受托人和托付人的关系，建基于信任，受托人对托付人必须有十足的诚信，关系才能牢靠，托付人也才能相信自己的利益会得到最好的照顾。以市镇会来说，市镇居民的利益操在市镇会管理层手中，因此，居民也必须要求管理层对居民要绝对诚信，不损害居民的利益。
在涉及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的官司中，高庭法官加南拉美斯（Kannan Ramesh）10月11日作出第一阶段判决时，就谈到了“受托责任”这个关键词。他说，一旦有人被放到管理市镇会的位置上，他们就缔结了信任的关系。而这也意味着他们对市镇会有受托责任。受托责任是最高标准的照顾，使一方有义务纯粹为另一方服务。这方面的责任要求市镇会理事管理组屋区，全心全意为市镇会服务，目的正确，忠心不二。
法官判定阿裕尼市镇会主席林瑞莲和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有违受托责任，现任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则有违“善巧与谨慎的责任”（duty of skill and care），意思是指没有尽到审慎行事的义务，较受托责任来得轻一些，但也属受托责任。
本案涉及款项高达3370万元。建屋发展局就高庭判决作出回应时说，由于涉及公款，市镇会应采取适当行动追回被滥用的款项。 这起民事诉讼案其实还未了结，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案件所凸显的政治人物诚信课题却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对新加坡的良好治理是太重要了。
政治诚信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面临巨大赤字，政治人物缺乏诚信，政客当道被当作是常态。但新加坡却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我们树立了贤能者治国的传统。政府和人民之间高度互信，这也是我国政治成功的关键。如果我们的执政者也失掉这种诚信，则前途堪忧。因为，政治对我们来说是国家生死存亡之所系，我们不能陷入欧美国家的窘境。
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政治人物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地位低下，还不如公司执行人员。根据市场调查公司盖洛普所作的一项各行业人士诚信度调查，2018年在美国信任度最高的行业是护士，其次是医生，分别获得84%和67%的认可。
等而下之是药剂师、中学教师、警察、会计师、教士、新闻记者、建筑承包商、银行家、房地产代理、律师、公司执行员（以上从66 %逐渐降低至17%）。而包尾的则是汽车销售员和国会议员，两者都只得到8%认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言行反反复复，说得上是没有诚信的代表人物。
在英国，情况大体也是如此，排名最高的也是护士（96%），然后依次是医生、教师、工程师、教授、房地产代理、新闻记者、 政府部长（22%）、一般政治人物（19%）和广告执行人员（16%）。英美政治人物社会信誉为什么会沦落至如此不堪的地步，原因或许不止一个，但政治人物被民众看不起却是不争的事实。
政治人物不可信，自然也就很难和民众建立起互信的关系。由此也出现了政治上的恶性循环，如政策短视，选举失去了原来的选贤任能的意义，众多合格选民因厌弃政治而不去投票，有治理能力的人视从政为畏途，宁愿到其他专业安身立命。这一来政治的水准能不下滑吗？
所幸这种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出现。这是因为建国一代的政治领袖为我们开创了良政和廉政的先河，实行有效治理，并通过实际政绩取信于民。这个优良传统延续至今，政治上形成良性的循环，值得珍惜和维护。
良政和廉政的基础是政治人物的高度诚信。在大选中胜选党政，就等于是获得人民的委托，负起治国重任，受托责任重大，因此必须能全心全意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履行受托人的义务。身负受托责任的政治人物一旦失去了应有的诚信，必将动摇我国良政和廉政的基础。因此，我们对政治人物的诚信也必须有最严格的要求，不管他们属于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我们也许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选区的层面，二则是全国的层面。新加坡的情况是特殊的，因为我们有市镇会，而市镇会管理的是超过80%人口所居住与生活的组屋区，和居民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大型的市镇会如阿裕尼市镇会，由于管理的是集选区，因此保管的钱财数目也特别大，不是百万计，而是千万计。规模越大，责任越大，也更需要诚信。
当初，市镇会机制的推出，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让民选议员负起管理选区的责任，进而要求选民在选举时要格外慎重，务必要选贤任能，选出诚实可靠的议员来照顾选区。所以，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议员，一旦当选，就必须如实地履行这一个对选民的受托责任。选民对议员的诚信要求也应该是一致的，不能因为他来自执政党就轻易信之，也不能倒过来因为他来自反对党就特别宽容，否则到头来是自己吃亏，最终也会导致选区治理水准的下降。
在全国层面上，民选政府是全国人民的受托人，受托责任自然更加重大，如果缺乏诚信，后果是可怕的。我们已经看到发生在邻国的活生生的例子。因此，在新加坡，我们始终必须对所有政治人物的诚信作最严格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