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香港问题必然成为年度热点问题，也必然会成为中国思考“一国两制”未来出路和走向的转折点。
其实，早在今年的6月9日香港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时，没人意识到此次事件会成为拉锯战，因为最近几年来香港类似这样的群众集会，以一年一次或一年多次的频率举行，民众多少有习以为常的错觉。因为无论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还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影响是甚微的。
比如笔者好几个朋友在今年高考结束后放弃了内地大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港科大中的某一所。如果那时的他们知道香港会演变成暴乱，同时严重影响到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想来他们一定会坚决向内看的。到了今年10月，那几个把孩子送到香港读大学的朋友，无一例外生活在担心、内疚和后悔之中。
我们都知道，“反修例”发展至今已不再是修例本身的问题了，这种政治上不稳定现象的出现，极其契合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中的三公式模型。
第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的发展，前者会提高人们的期望，后者则提高社会满足人们期望的能力，当社会动员程度远高于经济发展，就会在需求的满足与需求的形成之间出现差距，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挫折挫败感”。
第二，在社会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的机会可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无法得到缓解的“社会挫折感”会促使人们力图通过政治参与，而向政治体系施加巨大的压力，进而政治参与扩大。
第三，如果政治参与得到迅速的扩大，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却未能实现相应的提升，即政治制度尚不具备组织和疏导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则政治动乱便会应运而生，即政治不稳定现象发生。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香港问题表面上看是“反修例”问题，实际上是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在不断释放压力，当港青觉得自己上升无门、上位无望时，极容易在外在力量的蛊惑下上街，通过制造混乱方式给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
至于未来自己能否从这其中全身撤退，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再加上类似的群体聚合事件极大释放了人性之恶劣，青年人尤其是未成年本来就更倾向于暴力举动，上街本身的行为和内在暴力心理找到了结合的平台。
如何化解？这已然成为了困局，短时间内想要彻底解决看起来难度极大。但是，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有几个思路可供思考：
一是全面放开香港和内地的互融互和，尤其是人员。鼓励香港人来内地入学、工作和置业，同时赞成内地人赴香港入学、工作，可在置业上稍加限制，以掺沙子的方式让大陆优秀的年轻人全面进入香港各行各业。
二是让内地资本逐渐进入香港，逐步瓦解香港事实上存在的资本绑架政治的状况。
三是成立中国共产党香港分部，从了解基层问题开始，逐步影响基层发展，进而形成稳固的基层政权。
当然，这里面当务之急是尽快达成止暴制乱，对暴乱中的违法行为严惩不贷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如听之任之则会形成犯罪的低成本，进而让更多人铤而走险。目前香港出现的持假枪抢劫、当街围殴不同意见者，即是非常糟糕的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