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建立新的多边机构（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引发了人们对该国政府旨在颠覆现有世界秩序的担忧。这种解读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中国从这一秩序获益匪浅，并将继续积极参与，甚至是热心地捍卫它。
中国在制定现行的多边规则和架构方面没有发言权，但它一般都会着力遵守。例如，为了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接受了一系列规则，并放宽或取消了7000多项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壁垒。
这一牺牲是值得的。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保护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利益；还创造了商业机会和新的市场，大大提高了数亿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的超级大国。
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坚持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之后，中国参与了旨在保护该机构的谈判。特朗普则声称，该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尽管美国的胜诉记录要好于其他大多数使用该机制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崛起增加了包括能源在内的许多其他领域的合作需求。中国在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其能源部门没有为随之而来的繁荣做好准备，以致发电站数量太少，无法满足新工厂需求的增长。许多企业被迫自行安装发电机，并购买进口柴油发电，推动全球油价上涨。
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新获得的影响力，引起了国际能源署的关注，该机构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为防止供应中断而成立的。这个由各大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支持下创建的机构，实际上对不是经合组织成员的中国没有影响力。但是，中国认识到保持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性，开始定期与这个总部位于巴黎的机构展开沟通。
2015年，就在国际能源署执行总裁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后的几个月，该国成为首批激活与该机构“联盟国”地位的国家之一，以促进更深入的合作。第二年，国际能源署任命了一位中国能源官员担任比罗尔的特别顾问。
随着中国能源使用量的增加，其碳足迹及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也在扩大。中国在1992年签署了关于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和气候变化的多项《里约公约》，以及在1997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而它随后在2014年加强了对气候变化的领导力，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合作，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声明，为最终达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谈判提供了急需的动力。当特朗普宣布打算让美国撤出协定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誓言要保全协定。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有望实现减排目标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然而，即使中国已经确立自己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和多边主义热心捍卫者的角色，各大现有机构却往往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旨在确保配额和投票权能更好地反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改革，虽于2010年获批，但却直至2016年方才生效。而这些举措仍不足够。
在中国看来，国际机构的合法性因为未能适应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遭到了破坏。为了平衡竞争环境，它在2014年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这个多边贷款机构，而中国对该机构的控制力，要比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更大。
然而，即使这样做，中国也不是要放弃全球秩序，更别说颠覆全球秩序了。亚投行的管理和治理体系都密切参照现有机构，其投资政策也是如此。鉴于其许多高级官员都曾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其他开发银行担任过高管，这个状况也并不奇怪。而在煤炭等某些领域，亚投行的规则甚至更为严格。
此外，亚投行的成立根本不是为了对抗现有多边机构，而是与其展开合作。2016年，世界银行和亚投行签署了为投资项目共同筹资的框架协议；一年后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和知识共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达了与亚投行合作的意愿。
这并不是说中国永远不会挑战多边规则或架构。相反，一旦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就是领土完整）之时，事实证明其领导人是绝对不屈不挠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拒绝接受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的裁决，因为该裁决否认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法律依据。
不过，这种情况是一个例外，而非一定之规。毕竟，即便是美国也曾无视国际法庭的裁决。1986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定，美国协助“康特拉”（Contra）反政府叛乱分子已违反国际法，也侵犯了尼加拉瓜的主权。美国拒绝承认这一裁决，并宣布将无视任何进一步的诉讼程序。
正如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何亚非大使在2017年所写的那样，中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去‘翻转’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毕竟，参与该体系符合中国的利益，其领导人也知道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