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地学界一件颇惹争议之事，就是耶鲁—国大学院临时取消一门名叫“对话与异议”的课程。据耶鲁—国大学院校长陈大荣教授解释，取消的原因是主持者所提供的详细授课内容，与学术委员会的初衷及学习目标不符，而且没有考虑到多方面的学术观点探讨。用陈氏原话即“课程没有围绕‘异议’的政治、社会和伦理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也缺乏学术审视所需要的多元化观点”。
从课程设计来看，这门课主要只是介绍若干国家（包括本地）的反建制派领袖的观点，实践性内容则包括安排选课者与本地社运人士对话，并学习制作示威海报等。我猜后者明显已经让校方感到压力，9月18日吴俊刚先生在《联合早报·言论》撰文《新加坡不需要颜色革命》，批评这门课程设置的背后可能有政治意图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更关心的还是作为一所本地的高校与学术机构，课程设置的纯学术层面的问题。
无独有偶，就在几天前，我刚从一个佛教学术的群组中退出。原因是不久前此群组突然加入两个新人，他们皆未受过严格的佛教学术训练，而且入群后非常活跃地讨论某一佛教宗派是否符合他们所认为的“原始或者正宗的佛教教义”，并争得不可开交。我建议他们自己找材料，做系统研究，并发表正规的学术论文来全面阐述意见，结果他们以对发表学术论文无兴趣而一口回绝。
我之所以退群，是因为对我而言，真正感兴趣的并非对某一宗派、教义或者思想的价值评判。说一个东西或思想的好坏，往往因个人主观喜好而言人人殊。像我祖籍皖南，故特别爱吃臭菜，这又有何道理可言？故而，作为学术研究者，我所关注的是事实判断、历史与文献资料考察，尤其要兼顾任何问题的正反两方意见。
举一个例子，我自己是佛教徒，如果我对别人只说佛教的种种好，并宣传无论你我是否同意，佛法都是宇宙的终极真理，这是在“传教”；如果把宗教内容换成政治，那就是在“洗脑”，因为这是注重灌输，而非给接受者一个选择与思辨的机会。而如果我是在探讨佛教产生的背景、逐渐演化的历史进程、文献资料的真伪、佛教在历史上曾产生的正面也包括负面影响、佛教所面临的挑战与自身的问题，这是在做学术研究。两者的区别在于，我们做研究时，不能先存有主观偏见，而应该将自己即使难以接受的反方意见，也纳入思想考察与学术研究的领域之中。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门课程的设置，就会发现若干问题。首先，此一课程的策划者之一是本地作家亚菲言（Alfian Sa'at），他当然是相当有成就的作家，如果去此校开授剧本写作课，当然合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选择了自己专长之外的政治学内容。至少在我看来，这位没有受过严格政治学学术训练的授课者，在资历上有极大欠缺。除非与我的专业认知有异，耶鲁—国大学院当局认为政治学是一门任何门外汉都可以随便介入，并堂而皇之登上讲堂的学科？
其次，这门课程的内容设置完全不具思辨性与批判性。通过课程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主要只是浮泛地介绍若干本地与外地反建制派领袖单向度的政治主张。而这也是前引陈大荣所指出的“课程……缺乏学术审视所需的多元观点”。这话说起来有点难懂，简言之，因为这门课至少从设置内容来看，是在“灌输”，甚至“洗脑”，而非给予学生认识某一方面问题的多元知识背景。
质言之，我其实并没有觉得这门课程的设置会有很大问题，而是认为这门课程的授课人与授课方式皆有严重问题。如果换作是我来授课，当然，我会向学生提供如下背景知识：这些异见者的特定个人与社会背景、内在思想起源与国际大背景下的外在促成因素、具体主张的内容、其社会适用性与合理性以及非适用性与不合理性、对社会前景的正负面冲击等，以此来让大家以一个完全开放的心态来认知这一社会现象，而非如现在那样只为异议者“合法化”。这是在灌输，而非思辨；这是在传教，而非学术。
据报道，事后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教授（Peter Salovey）要求耶鲁大学环球策略副院长鲁维思教授（Pericles Lewis）追查，以保证尊重学术和政治自由。我想，作为大学与研究机构，尊重自由完全无可厚非，但尊重学术本位，不要让任何特定党派、国家的政治主张牵涉进去而影响了学术质量，同样是一所高校应加以考虑的重点。为了“政治正确”而让在我看来是相当业余的学科设置混入了这所国际知名学府，则并非学术自由的胜利，而是以政治正确来牺牲学术本身的悲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