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届大选日益临近，人们当然关注这次大选会迎来怎样的选情与结果。执政党将推出怎样的竞选战略和策略，反对党又将寻求怎样的竞选谋略，以挑战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格局，这些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环顾全球，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政治演变，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显然也须给予足够的关注。那就是处于如此大环境下的新加坡，将会面对怎样的冲击和影响？或者说，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下届大选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从中长期来说，这关系到新加坡将以怎样的发展模式作为未来的坐标？
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四年多以来，不难发现，一个由第一代领导构建延续至今的发展模式，正面对来自内外多层面的挑战。从发展的眼光看，事态的演变可好可坏。因此，认清变迁中的情况，无疑有助于更好地面对未来。
为了说明事态发展的关联性，我把选举看成量变的一个过程，而这一变数是否会造成质变的开始，值得关注。说白了，就是如何才能避免新加坡走上周边国家的政治困局。
检视当下的争议和可能的发展趋势，或许就能从中窥探究竟，并从中明晰有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精英阶层的变化已显现新的态势。这就是除了认可和服务于现有体制者外，已退出体制和体制外的精英，对治国理政日渐表达关注和参与议论。这一情况的出现，无形中对现有的体制运作带来不同层面的问责，并或多或少影响政策走向和政治诉求。这也说明在政党政治之外，一个新的议政空间的存在，折射出一个向来由政府和主流媒体主导的政策宣导，面对新格局与变数。
执政党随着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因政策取舍导致的不足，加上宏观调控的失准带来的落差，近年来对社会公共政策采取了一连串的政策改革与优化。与此同时，也迎来反对党阵营相应提出替代政策。不难看出，两者的争议并不纯粹是谁的政策更具可行性，而更多是谁的政策能让受益者获得更多。这意味着民粹政治的倾向在滋长。
近年来，政府对国家财富的累积与使用，更强调应当兼顾短、中、长期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积极倡议通过更多地使用国家财富，以实现公平公正的温馨社会所需，特别是弱势群体和面对阶段性困境的国人。由此凸显短中长期政策考量的依据，存在明显差异，这对维续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模式，势必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国民的成长经历、生活体验、价值取向的差异，已逐渐形成对未来的多元需求。问题是，现实的世界却意味着，未来面对的挑战更严峻，这就形成意愿（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碰撞。客观而言，这有待不同世代的国人去调适与克服。但它对未来大选可能造成的影响，无疑是有增无减的政治压力与较劲。
伴随着颠覆科技造成经济转型的困难叠加，由此涌现有待解决的经济、就业与社会课题，已成为治国者不易攻克的难关。这就为有效治理形成新的政治压力，并由此导致新的争议热点。
不能忽视的是，精英政治正日益受到质疑。问题不囿于政治精英的待遇，也包括质疑从政精英的思维固化、脱离底层等不足。这种对从政精英的负面议论，如果得不到正面与必要的化解，日积月累难免造成从政精英被污名化，影响良政善治的水准。
此外，网络时代的到来，不仅促使权力的分解与分散。除了假信息引发的政治问题之外，如今涌现日益增多的自媒体和公共讨论，更让多元性的诉求变成意见纷纭，共识难求，社会治理成本日增。被社会认可的知识精英的多元见解，会否导致问题的简单化、碎片化，值得关注。一个欠缺整体宏观视角的政策论述，无疑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弊端。而网络媒体呈现的不仅是权力的分散，向负面议论倾斜的发展态势，尤其值得关注。
国人对历史课题的探索与重新解读，不仅涉及功过成败的不同陈述，更将对权力结构的分解和价值导向的分野产生影响，波及未来政治生态的形塑。
面对未来，不管政府和国人是否愿意，国内政治更难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原因在于，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国民政治意识的改变，加上治国者不可能维续过往的治理手法。可以想象，未来维续法治底线与民主政治空间扩展的较劲，会变得更加复杂与难解。这就意味着，政治博弈衍生的新生态面对新挑战。
就上述所言，凸显一个成功小国未来要维续良政善治和建设性政治体制，并非坦途。未来会怎样确实难以预料，是变中求变维续成功模式的创新与演化，还是导向政治困局逆行，就看朝野与国人，能否思维到位，应对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