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2日香港机场的占领运动中，执勤警察一度拔枪自卫；8月25日晚警察也在沙咀道鸣枪警告，这些场面都构成了街道警民冲突的新高潮。
当我们仔细考察各种视频角度，却不难发现当事警察所面临的暴力失控局面，这也令人担忧其在公务执行中的自身人权。在电子媒介广泛充当社会传媒手段的时代，人们所接收的信息往往迅速来源于同温层，部分事实得到过滤或掩盖。有鉴于此，观察者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层辨析。
在本次反修例运动中，部分激进示威者全副武装、占领立法会或机场，标志着“勇武派”的崛起。其在占领规模与冲击力度方面，都可视作2014年占中运动的升级。
从表面上看，占领行为是通过人体的主观行动对实际建筑空间实行占据与分割，但所表达的心理机制却是不服从当下权力的再分配意象，是希望通过建立“其他空间”来改造空间制度中由来已久的权力结构。
2014年香港发生的占中运动与全球多个城市一样，可视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地域性回应，即要求重新分配空间范围内的财富与权力，但它也是反修例运动不可忽略的先声与前奏。占中运动发起的时间点正值中央政府《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发表，当时香港社会普遍担忧：中央处理香港事务将由宽松变为收紧，而这与《基本法》所承诺的“以循序渐进原则实现普选”似乎背道而驰。
正因担心失去真正的“一国两制”特色、香港的异托邦（Heterotopia）运行规律遭到干涉与损害，在抗议中央政府全面掌控香港事务的担忧之中，示威者发起了占中运动。
占领运动本身在西方社会并不罕见，对空间建筑物所造成的物理冲击力也不尽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空间权力结构试图进行再分配的占领行为中，“身份认同”每次都得到强化或转换；而身份认同是占领群体自认为区别于“他者”的关键。雨伞革命之后，在港大进行的身份认同调查中，“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下降、而港人身份认同上升”，并且“两者的落差前所未有”。
在当前的反修例运动中，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6月27日所发布的调查报告，“市民在身份认同方面，‘香港人’身份为1997年有纪录以来新高，‘中国人’身份认同感录得1997年有纪录以来新低。”
社会应首先了解，身份认同最重要的元素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包括价值观与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等，它源于“自己”的话语建构，是针对真实或仅仅只是想象中的“他者”的反叛，在形成过程会受到感情的强烈影响。当一个群体自我感受到压迫、剥削、排斥或歧视时，就会集体赋予自我主张与自我认同的潜力，并以此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参与者的身份极其广泛、涵盖各界，并在年龄跨度方面也不断得到延申。并且，当不同文化认同发生冲突时，原地区的固有文化会在努力抵御同化的过程中顺利转化为本土化。这也是为什么反修例运动中会出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颇具本土色彩的口号。
面对这些本土化的口号，与其空洞地视为“港独”，不如遵循身份认同理论，将其理解为特殊情况之下基于情绪宣泄的文化认同要求。文化认同存在不同类型与维度。具体结合反修例运动而言，港府要求的“爱港爱国”显然符合传统主义文化认同维度，即努力以父权或等级的方式捍卫保守的文化与社会价值，拒绝时代变革。
观察特首林正月娥自反修例运动以来的公开讲话，不难发现，其多次声明自己对于香港的认同感，但这种认同感囿于陈旧的“家长—子女”表达模式。由于无条件强调先天性血缘亲情，此种模式很难转化为崇尚个体自由的现代性表述。并且，在这种叙事机制下，表述者也常受制于威权心理，很难跨越身份政治而以平等姿态与民众对话。
由于民众的心理创伤远未得到任何处理，“母亲不能纵容孩子任性”等比喻，也不由自主地激发起民众敏感的集体记忆。在最近广泛兴起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反港独”运动中，“CNMB”与“喊爸爸”等口号，更是将此种家长制父权思维表达得淋漓尽致。
虽然某些游行团体也提出了“One Family”及“是我给你的自由太多”等委婉表述，但背后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家国思维。这无疑与港人的现代化或自由化文化认同维度相去甚远。在现代化或自由化的文化认同维度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对过时的传统主义进行敏锐抵制，追求并实施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与多元主义。
当处于传统主义维度的文化认同将防御态度激进化，便容易转化为反对现代化诉求的进攻斗争，进而沦落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捍卫宗族、家庭、祖先、神权等存在权，拒绝或扼杀个人文化自决，使理性主义与多元主义无法声张。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直觉，在激烈的街头暴力中，香港市民与各方媒体最为警觉的是：拥有合法的、强大武力的警察是否执法过度？代表传统家族神权的当地乡绅是否涉及警黑勾结？而在原教旨主义文化认同占据上风的空间，由于理性与宽容遭到摧毁，该社会容易长期在暴力冲突之间来回摇摆，甚至面临长久动荡不安或陷入游击战的风险。
这也正如福柯等后结构主义学者所指出：司法公正至少应在一个表面中立的空间中才得以产生。在大众司法中，只存在着大众和他的对立面敌人。
但是，尽管文化认同存在不同类型与维度，但它并非没有整合方式。正如异托邦空间所产生的镜面效应，只有在与其他文化认同形成对比时，文化认同才能被感知。因此，当文化认同发生冲突之时，双方应主动寻求实际有效的文化接触，避免更严重的对立状态。
瑞士历史学家比特利（Urs Bitterli）曾利用早期现代欧洲扩张的例子证明，只有在立足于“非改造”的平等环境下，在给予对方充分接受与尊重的关系中，不同文化认同才会追求相互的文化适应、文化结合与文化渗透，并表现于丰富的交流与贸易之中。
具体到香港反修例运动而言，或许只有当大陆空间与中央政府，对香港空间的文化认同给予充分了解、充分尊重，并在“一国两制”所承诺的“异托邦”环境中，充分保障“港人治港”的空间运行规律，两个互为异托邦的空间秩序方能正常运转。
特区政府似乎也应首先抛弃家长制训诫作风，主动谋求与市民平等对话，譬如及时回应港人“彻底撤回修例”“撤回612暴动定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基本要求，以消除各方恐惧与担忧、有效填补社会裂痕、减少身份对立。
只有当社会氛围平和宽松，香港的黑衣年轻人自愿脱下口罩等面具，不再借此刻意模糊身份或自我防卫，暴力冲突的风险才可能真正消失。因为，当个体身份处于不明状态，犹如置身于丧失边界感的灰色地带。在不断试探边界的过程中，越界行为常常不可避免。
在尚未达成社会共识的混乱局面下处理越界暴力，不管是越界者本身，还是基于价值中立而执行公务的警察，都有可能自身沦为牺牲品，并轻易引发强烈的社会情感冲突与舆情发酵。在社会族群加剧分裂的氛围之中，一部分大陆知识分子原本基于文化认同而融入香港，如今也在急剧收缩的本土化环境中，面临着精神彷徨与孤立。
或许，只有当人们冷静地思索香港这个“异托邦”空间方方面面人际的总和，达成真诚的对话与妥协，共同谋求各种合理权益的最大保障与优化，香港反修例运动所承载的时代意义，才会在硝烟散尽中得到进一步显现：那就是再次提醒社会空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启发人们思考怎样立足与接受不同生存空间的并存问题，以及如何在空间与全球化进程中整合不同维度的文化认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