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个人和机构日益认识到市场的失灵，并承认国家在改善社会经济结果方面可起到一定作用。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在讨论社会保障的“宏观重要性”、累进税制的必要性，以及全民转移支付的可能性。
但是，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协调的对话仍然过于狭隘，无法产生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联合国妇女署的一份新报告表明，社会因素也必须包括在内，特别是家庭和性别平等的作用。
这两个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家庭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性别不平等，而在种族不平等上则并非如此。关于家庭和性别动态的过时看法，仍在影响着社会和经济决策，这使问题更加复杂。
目前，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坚持“理想”家庭结构（双亲和子女），而此结构通常是政策的基础。在三分之二采取不同形式的家庭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家庭，其中包括姑、姨、叔、伯、舅、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约四分之一的家庭为单亲或单身。
此外，尽管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几乎所有人都会结婚，但在另一些地区，婚姻已经不再那么普遍，即使是长期伴侣也经常选择婚前同居或只同居不结婚。在拉丁美洲、南部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有高达四分之三的25岁至29岁的恋爱中女性与伴侣同居。
所有这些都对政策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寿命的延长，60岁以上女性独自生活的可能性是同年龄段男性的两倍，她们往往只能依靠微薄的养老金以及／或者很少的储蓄（如果有的话）过活。
此外，平均而言，单亲家庭（超过四分之三是单亲妈妈）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要比双亲家庭高一倍。单亲家长常常难以平衡有薪工作和育儿责任。
但是，即便在双亲和高薪家庭，女性也面临着兼顾有薪工作和无薪看护的重大挑战。全球而言，女性平均承担76%以上的无薪看护工作，是男性的三倍多。
这大大减少了女性获得独立收入的机会。在25岁至54岁的已婚或同居女性中，只有大约一半在工作，而几乎所有在这年龄段的已婚或同居男性都在工作。尽管家中有幼儿降低了女性的就业率，但却提高了男性的就业率。
独立的收入加强了女性的议价能力，让她们能够从暴力关系中脱身，也为晚年提供保障。此外，女性赚取独立收入的比例与贫困家庭的比例成反比。正如丹麦社会学家埃斯平－安诺生（Gosta Esping-Andersen）所说，“摆脱贫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母亲有工作。”
要加强女性的经济自主权，首要工作是投资于看护体系，包括幼儿教育和看护。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紧迫，由于育儿工作者相对较少，它们的育儿服务供需失衡最为严重。
除了让女性能够追求经济机会，高质量、负担得起的育儿服务还有助于（在看护行业内）创造就业机会，并建立人力资本（特别是从育儿服务中获益的儿童）。考虑到这一点，以及有薪工作对所有性别所要求的时间投入，即使无薪工作在家庭中得到更平等的分担，也仍然需要这些投资。
第二项关键优先事项是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包括带薪假期（让家长能够照顾孩子而不会与劳动力市场脱节）和收入支持。像育儿津贴这样的家庭福利，可以降低育儿所带来的致贫风险。单亲父母应该得到额外的支持。
与此同时，全民养老金能够支持女性的晚年，她们的储蓄和资产可能比男性少，但寿命更长。普及化的长期护理服务和婚姻财产制度改革也有所帮助。最后，为了保护女性享有共有财产、社会福利和子女监护权的权利，家庭法和社会政策必须承认同居，而不仅仅是婚姻。
通过围绕当代家庭的需要制定一揽子政策，政治领导人可以促进女性权利，儿童发展和就业。因此，这些政策还能增强经济动力和减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