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乱局持续了十几周，似乎还看不到妥善解决的出路。如果相信“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则对参与抗争的港人而言，这越来越像是一场攸关“不自由，毋宁死”的背水之战。但从北京的视角看，抗争已经升级到质疑国家主权的原则性矛盾，同样是不可妥协的事情。
在新加坡，关心香港局势的国人恐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困惑，至少在个人的圈子里，至今还没碰过有着隔岸观火看热闹心态的人，更多是怀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情；毕竟两地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和历史联系，同样都是在波涛汹涌的国际地缘政治里夹缝求存的弹丸之地。
跟香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新加坡在脱离英殖民统治后，又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成为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主权国家。我们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积蓄了相当的实力，也培养了一定的国家意识。但无论再怎么与海争地，新加坡始终无法摆脱小国寡民的局限，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在变幻莫测的时局里迷失了方向。
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李显龙总理除了勾画出未来的奋斗目标，也在华语演讲里表达了对时局的忧患意识，特别是中美日益升级的博弈对新加坡的影响。他指出，中美博弈所造成的更深、更远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真正被我们所感受到。换言之，接下来的局面可能会更为艰难。他因此呼吁国人要为此做好准备。
新加坡以转口贸易开埠，自由贸易是立国至今所仰赖的经济命脉，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大势，因而让新加坡如鱼得水。但是，中美贸易战开打至今，两股南辕北辙的危险趋势，却可能威胁着新加坡的生存。
西方学术界在总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后，使用了“相互依存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的新概念来分析，也就是利用国际经济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以及世界对美国消费及金融市场的依赖，作为外交施压的手段。
对于高度依赖外贸，国内市场又缺乏规模的小国来说，这无疑是高度致命的罩门；就算是大国，也无法忽视“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巨大杀伤力。而另一个发展趋势或许更有杀伤力——要降低本国经济受制于人的软肋，在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开始显现“脱钩”（decoupling）的做法。特朗普针对华为公司的打压，迫使华为推出自身的手机操作系统“鸿蒙”，在美国的“安卓”系统之外另立门户，就是个具体例子。
“脱钩”一旦蔚为大势，就很可能出现各自为政的经济阵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东南亚、中亚和非洲形塑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圈，假以时日，或许就会形成有别于以华盛顿为中心的既有经济生态。如果双方主要在自己的经济圈内交易，而排斥甚至敌视另一个经济圈的成员，很多国家就势必要被迫选边站了。
这当然是各方都必须尽量避免发生的极端场景，因为这不但将摧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良性生态，不必要地增加交易和创新成本，更可能导致另一轮的冷战——不同经济圈的成员一旦发生国际纠纷，失控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非不可想象。
如果既有的大国博弈分道扬镳的发展趋势不变，在对立经济圈形成的过程中，类似新加坡的小国势必面临巨大的压力。国际社会的对峙，很容易导入成为撕裂社会的破坏力量。在经济上，跟中国有生意关系的个人、公司和机构，以及跟美国及西方有生意关系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将难免形成对立的利益团体。体现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对立也容易变身为类似香港那样的推崇自由价值，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激烈冲突。
在当下，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些天方夜谭，但是从逻辑上推到极致，却并非完全没有现实根据。新加坡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结构，本身已经存在先天的脆弱性，如果加上这种外力的拉扯，对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努力，必然雪上加霜。
相信这也是为何李总理的华语演讲，不厌其烦地阐述了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如何形成；强调新加坡的外交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和原则，不能感情用事；呼吁国人维护新加坡的国际信誉，并代代传承。
国家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是一种“止于至善”的恒常功夫；国际信誉的维护更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都是新加坡保持独立自主，把握自身命运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香港局势的恶化，与外部环境的转变有关，所以也带有一丝身不由己的无奈；而能够把握自身命运的新加坡，相对而言就幸运多了。但是，这种优势却也不是百毒不侵的金钟罩，稍有不慎，隐藏的社会矛盾随时都可能被外部力量激活，甚而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香港的动乱，我们哀矜勿喜，更必须反躬自省，“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