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明眼人说，假设当年蒋介石不是真抗战，大搞“重庆文艺座谈会”，搞整风，搞权力斗争，中国与世界历史就会全盘改写了。
去年3月间，《联合早报》交流版刊出一则来论，指“亚洲糖王”的《郭鹤年自传》有两处待商榷，论者为新闻界前辈陈加昌。这两个商榷，一个是说《自传》中译的“瑞生”应为马华名人陈修信。而页23至24之句“日本侵华后，越来越多人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表示反感，他们压制百姓，不抗日却反过来与日本人合作……”有误。
前辈列举事实，认为“我们这一辈人对这段大时代历史都耳熟能详。凡中国人，南洋侨胞皆认为，中国八年抗战胜利是蒋介石领导的功劳。”
加昌兄是“历史”过来人，愤慨之情可以理解。坦白说，我们后生小辈对蒋先生也不甚了了，讥其为“蒋光头”“蒋该死”的大有人在。我反觉得，“糖王”对于中国抗战历史的认知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在数十年后发表的《自传》中，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观点？这与他本身从事的业务有什么关系？倒是很值得探讨的新闻故事。
陈加昌在来论中说，他不是写书评，而本文也并非郭鹤年研究，所以对于《自传》的讨论，就此打住。我是因上回本栏谈到，英、美的少壮派史学家，近年都就“中国抗战对世界大局产生的影响”这么一幅图卷孜孜耕研，并接二连三发表专著，乃想在这里厘清“谁是抗战主力”的史实。
中国抗战最完整的“数据库”，该算台北的中华民国国史馆了。然而，倘若你认为那是国民党的资料，不足信，亦可看看日本自己的行军记录。据东京资料反映，日军在中国所遇最大抗击，是在22个主战场与国军的千余次战斗。二战期间在华死亡日军的统查数字，是31万8883人死于国军之手，12万6607人死于苏军之手，851人死于中共军队之手。其中百团大战302人，平型关167人。所有死者均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以及被谁所杀等详细记录。
至于1945年战争结束之时，国军计有200多名将领殉国，340万军人捐躯，全国死伤军民3500余万人；而毛泽东对路透社说，此时中共已训集了120万正规军、220万民兵，足以对抗国军，则已是公开的事实，没什么秘密了。
那么“争议”从何而来？据曾于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在重庆拍摄的一部九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坚持抗战八年”纪录片、现已流亡美国的王康指出，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人民只能相信毛泽东所说，共军是抗战主力，“国民党蒋介石躲进峨眉山，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的宣传。随着岁月的推移，民间开始追寻抗战史的真相，关于抗战首都重庆的图文史书也一一出炉了。
王康认为，2005年4月，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会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9月间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第一次承认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共同抗日，触发了中国媒体和历史学者新一轮的探索。但如本栏前文所述，到了2015年，抗战主力的争论仍在海峡两岸燃烧不已。
我想，对抗战主力的研判，一个检视的方法是看当时国、共各自的领导人在哪里，做什么事。事实是，1937年淞沪会战开打后，蒋介石从未上过峨眉山。南京失陷迁都重庆，面对的是日机出奇精准的疲劳轰炸。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南岸黄山军事指挥本部“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遭日本空军低空飞行轰炸，防空洞外两名卫兵被炸死。炸弹若命中目标，抗战自然改观。
1937年率领共军完成“长征”的毛泽东，则靠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协助，在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42年5月，毛氏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然，延安这场“文艺座谈”也不是为了歌舞升平，而是开辟“文化战线”，为“整风运动”做铺垫。2011年6月18日《联合早报》于泽远写于中共建党90周年的特稿《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地——延安》，便喻示定于一尊的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延安整风，善于整人的康生主管中共审查机关，清除内奸和异己，则达到团结中共，把蒋介石和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
但无论怎么说，延安波涛只是中共的内斗，与抗战无关。曾被整肃并险遭毒死的留苏高干王明（陈绍禹）在回忆录中透露：“‘整风运动’开始后，整个延安都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不得‘整风运动’领导人的同意，任何人相互之间不得来往，不得通信，不得通电话，不得有其他自由行动。”于今看来，灭绝人伦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延安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孽障！
难怪明眼人说，假设当年蒋介石不是真抗战，大搞“重庆文艺座谈会”，搞整风，搞权力斗争，中国与世界历史就会全盘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