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是民间向政府汇报工作，没想到广州的政府部门向民间汇报工作”，日前，广州市河长办将上半年治水情况向民间河长和企业河长做详尽介绍，有民间河长在座谈会现场发出如是感慨。
用“汇报工作”来描述这场由广州市河长办组织的市、区河长办和民间河长、企业河长的座谈会显然并不准确，毕竟“汇报工作”这个词更多是用在下级向上级介绍相关工作情况的语境，常规的使用习惯中，“汇报工作”一词本身多少带有些级别属性。但这样一场事实上颇常规的城市治水情况通报会、座谈会，能让民间河长在座谈会现场发出上述感慨，想来也是得益于座谈会现场气氛、各方具体的交流沟通方式以及在治水问题上各界共通的切身利益诉求。
2016年12月，中办、国办联合发文“全面推行河长制”，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万名。与“官方河长”皆由党政领导干部担任不同，从2017年起，广州开始对外公开招募“民间河长”， 在“官方河长”之外邀约和吸纳生活在河涌旁的热心市民、专注于环境公益的NGO代表乃至关爱河湖环境的小学生等民间力量加入河流治理的工作。此番官方河长向民间河长“汇报工作”，其实是广州市河长办就广州市上半年的治水情况，包括水污染源查控推进情况、重要工程督办情况以及监督问责工作等向“民间河长”做的一次情况通报，同时官民双方就水治理问题进行坦率、直接的对话沟通。
从2014年开始，在南方都市报发起并主办多年的 “广州城市治理榜”中，河长制的具体实践多次进入治理榜的视野，包括去年推出的“河长履职子榜单”，对广州35条重要河涌的各区河长履职整体情况进行梳理并排名，同时分析35条重要河涌的83名镇街河长履职情况，以媒体视角跟踪和测评了河长制在广州这座城市的公共治理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
河长不是长，不论是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出任的官方河长，还是由政府招募的民间环境人士，在水生态治理范畴中的“河长”事实上都不会因为“河长”的职务而在行政级别或者薪酬待遇上有所不同。所以说这种以河长座谈会方式进行的官民沟通本身并不存在因级别而产生的身份差异，也不该有谁向谁“汇报”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政府向民间河长“汇报工作”，对本次座谈会看似并不恰当的一个概括，却也道出了现代权力本该有的基本施政伦理。权力因众人的权利让渡而产生，向权利负责、受权利监督，以恰当的方式向权利主体“汇报”具体工作的进展情况，是本该正常化的一种现代化的权力运行状态。
“广州的治水工作没有秘密”、“我们不怕大家找问题，大家提的问题还太少了”，从广州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这迫切希望听到意见建议的表达可以看到官方对官民充分沟通的期待。只有坦诚且无障碍的沟通，才能让各方在具体社会问题上充分凝聚共识，实现共建、共治以及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