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长时间支持港人追求自由的广东人，当香港示威者的抗议行动进入第三个月，运动的明显激进化令我愈来愈不安——这不仅仅源于明显升级的暴力，更是因为运动参与者显示出的戾气，以及对于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漠视。
要开口发声批评这些处于亢奋之中的运动参与者，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不出所料，批评之后我收获了各种诸如“五毛”“招安”“理中客”的诛心。而在这些情绪之外，有一种反驳值得讨论：很多人坚持说，这些极端的状况仅仅是运动中极少数人所作所为，不能代表运动整体，所以我应该忍着不安，不可以批评，否则就会“污名化”整个运动。
换句话说，无论这些激进示威者是破坏公物、纵火、扔汽油弹、围殴霸凌途人、堵地铁堵道路、瘫痪机场、迫使乘客无法出行不能登机，直至听到普通话“怀疑他人是内地辅警”“怀疑他人是假记者”就挥拳相向以致受害人昏迷，还不允许救援人员施救，运动都要“核爆也不割席”，他人也必须理解包容，不可以做出任何批评。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有这样的名段：“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这话听起来刻薄而又清醒，一语道破了古今中外群体运动难以逃脱的本质，即使是现代社会中以“违法达义”为宗旨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在运动初期，“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曾是参与者的共识与宗旨；也因为如此，使之凝聚了广泛民意基础，吸引了各行各业人士支持参与，众志成城反对可能允许将涉嫌违法人士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
可惜的是，由于高度去中心化、缺乏内部民主协调机制，随着时间推进，运动中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获得眼球和注意力，在悲情的自我神圣化和媒体神圣化的双重作用下，暴力与激进违法者获得了英雄光环，成了“义士”；而原本运动内部理性、温和的声音，则由于“胆小放不开”靠边站，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力量。
如果观察过去几个星期示威者互相沟通、协同行动的网络论坛连登，在各种讨论中这样的话语轨迹非常清晰。甚至连泛民议员和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的一些学生领袖，都因为要求大家克制、避免推远中间派的温和表态，而被嗤之以鼻。
至此，这一场以“核爆都不割席”为不可挑战宗旨的无领袖、去中心化运动，就必然要承受两个主要的相应后果。
首先，因为无论如何都不割席，运动中始终没有任何参与者、包括同情支持他们的香港知识分子和泛民议员，公开发声谴责过任何暴力行为，表态不可接受、与之割席，那要求公众与国际社会把一小部分“边缘行为”与整个运动区分开就很不实际。他们自己既然“核爆都不割席”，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出评价的时候帮他们割席呢？无可避免，这些暴力行动会获得其自身期待的最大关注，从而“代言”整个运动，使之声誉蒙尘。
此外，尽管可能存在一些无论示威者做出任何举动，都永远无条件支持的死忠派，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却一定会有个人接受阈值的度和底线。这条线划在哪里因人而异，或许也会因应情况变化而有所调整，但始终存在。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和我一样起初支持尊重和平示威、价值观偏向温和泛民主派、认同追求自由初衷的人。如果示威者意图争取赢得公众支持，而非单纯泄愤，就应该尽早认识到这一点。
基本人性不该丧失
对我而言，这条底线划分在基本人性——无论自以为高举着多么神圣的意识形态大旗，都不能丧失一些最基本，不分人种、阶层、性别、族群，人们所共有的人性与悲悯。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过去几周里，激进示威者破坏冲击了香港多处纪律部队宿舍，也就是非在岗警员和他们家属的居所。他们在建筑物外纵火，向窗户里砸砖头，甚至在外墙留下“好狗唔当差，祸必及妻儿，死”的字句，对警员家人作出死亡威胁。
这并非孤例。一段时间里，黑衣人围殴拍照途人、逼迫交出手机；学生围堵校长住所，逼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和提法；人肉、诅咒、曝光警官及其家属的隐私和出行信息；记者会上记者抛却职业伦理，对着特首喊出“你什么时候会死”等等，都让我难以接受。更不要说在机场强行阻止希望回家的国际旅客登机，对婴儿和坐轮椅的老人毫无恻隐之心，甚至仅仅因为他人说普通话、“怀疑是内地公安”就私刑毒打、捆绑禁锢、扒裤、搜包、在身上贴大字报，致人昏迷还不允许救援者施救了。
请不要误解，我完全理解示威者对于近年来港人感到自由逐渐被吞噬的沮丧，我也对示威者遭遇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感到愤怒和无法接受。当仇恨蔓延，所有被裹挟其中的人都成了受害者，这种恶性循环令人非常同情和难过。
但在现代社会之中，作为文明规则约束下的公民，我们不能把无数人努力构建的法治社会毁成一个拳头说话、狼奔豕突的丛林，更不能因为自己满腔愤怒，就向无辜的弱者肆意宣泄。还是那句话，无论自以为高举多么神圣的意识形态大旗，无论对于和我们秉持不同观点的人有多么愤恨，作为人，都不应该丧失一些基本人性。
我忍不住想，如果这样的行为被正当化了，一旦这些号称追求民主的人掌握权力，他们真的会比他们反对的人更能包容异议，而不是更加残酷吗？
一个如此去中心化的运动，没有人愿意进行谈判（林郑月娥提出与学生对话，被各大学联拒绝），接纳寻求共识与妥协的现代政治根基，甚至连基本的与暴力割席、避免伤害普通市民都做不到，难道不正是给了对于民主持怀疑态度的观念强有力的炮弹，为铁腕重压提供了有正当性的理据？
不久前我采访了斯坦福大学著名政治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尽管他肯定了去中心化的政治运动在初期阶段能够激发公民热情与激愤，但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大量的事实证明，要把一项运动从抗议、宣泄怒火进阶到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阶段，是要求领导力、组织性以及战略战术的。”
不幸的是，这些对于赢取公众支持至关重要的因素，恰恰是香港抗争者在整个去中心化的运动中所最为匮乏的。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在现代社会之中，作为文明规则约束下的公民，我们不能把无数人努力构建的法治社会毁成一个拳头说话、狼奔豕突的丛林，更不能因为自己满腔愤怒就向无辜的弱者肆意宣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