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注意安全！”香港反修例运动转眼间已经持续两个多月。每到周末，一些有心的朋友就会发信息给我，叮嘱出外尤其是采访时要特别小心安全。
朋友们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随着反修例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多记者在采访现场遭受袭击：有摄影记者被示威者包围阻挠采访，也有记者被警察推撞辱骂。接二连三出现同类事件，连外人都可以明显感受到香港记者的人身安全在最近这一段日子受到严重威胁。
事实上，对香港传媒工作者来说，近来最受困扰的是工作期间经常被不明人士阻挠甚至袭击。譬如，前晚大批记者在建制派地盘——北角区采访，结果就发生多宗遇袭事件，包括有《明报》记者被人挥拳打中左边脸颊，以及有香港电台记者被聚集人士袭击，但附近警员并未制止。
可当我们谴责疑似来自建制派的袭击者时，也不能因此美化了站在对立面的示威者。长期以来，新闻自由是港人最珍视的价值之一；但在过去两个月，我作为记者，在游行活动中就亲身经历了不少遭示威者恐吓、要求“不要拍照”的场景。
以7月1日那天的大游行为例，我在金钟区中信天桥上拍摄政府总部东翼前地，突然有两三个黑衣人前来围堵我，要求我删除照片。幸好后来一位中年人介入调停，我才可以安全离开。自从那一次遭遇后，我到这些游行活动时开始变得非常小心，不敢轻易拍照。
当然，与其他行家多不胜数、被严重欺凌的遭遇相比，我的上述结局已算幸运。日前，有香港同行传来一段8月5日“不合作运动”的短片，显示一名中通社女记者当天在港铁站内拍摄而被一批黑衣人围攻。尽管她已按照示威者要求出示了记者证，更交出手机并删除手机内照片，但数十名示威者依然不依不饶，不让她离开。
其间，有港台记者竟然和示威者口径一致，帮腔着要求该名女记者删除照片。该名女记者最终因为示威者的威胁而受惊落泪。
看完这一短片，我气愤之余，不由想起6月12日即香港警方第一次发射催泪弹的那一天，一名香港摄影记者跟随示威者跑到政府总部附近的太古广场大堂，顺手拍了一些照片，立即被示威者围堵，要他删除手机摄下的示威照片。
那一刻我刚好站在太古广场的楼上，准备把这一个事件完整拍摄下来，但一看身边一堆密密麻麻的示威者，只好走到后方偷偷拍了二十几秒就作罢。后来我因事离开，不知道该名摄影记者最后有没有在示威者的压力下删除了当天拍摄的照片。
回想2014年的“占领运动”，那时大部分示威者都没有戴口罩。而这次反修例运动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抗争者下意识地隐藏自己身份，纷纷戴上口罩，对拍照尤为避忌。
据他们说，这么做是因为担心样貌被拍下，成为日后警方检控的证据，所以一定要阻止记者拍摄他们的大头照。他们的担心或许有他们的道理。但对记者来说，更在乎的是如何反映事件的真相。示威者与政府的是非纠缠，并不在传媒工作者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这一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运动中，许多走上街头的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声言出点发是追求公义，秉持公义；但讽刺的是，示威者的很多所作所为却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应该知道，在香港，人人有权在公众场合拍照。围堵和阻止市民拍照，严格来说已经干犯了《普通法》中的“非法禁锢”，最高可判处监禁七年。
更何况，采访自由以至新闻自由是受到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2)条“言论表达自由”所保障，即人人“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基本法》第27条也保障了香港人拥有新闻自由。无论是持哪个政治立场的市民，都不能阻止记者合法采访，也无权查看记者手机，更无权要求删除照片。
“革命过后，坐在客厅里的还是同一批人。不到一星期，来访的还是同一批马屁精。”“最激进的革命派，到了革命结束后的隔天，就会变成保守派。”坊间这些关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精言警句，或许值得反修例示威者好好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