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事态日益严峻，令人担忧。警察为维持社会秩序，站在与暴徒对峙的最前线。社会对立加剧，将动摇香港经过数十年努力建成的“法治社会”的基础，令人痛心。
大部分的电子传媒和网上媒体都站在暴徒的一方指责警察。笔者希望媒体能秉持“是其是，非其非”的态度，为香港警察说句公道话。这裏讨论一下有关对警队“违反政治中立”的指责。
警察属於公务员的一员（是特殊的一员），能和警察“政治中立”拉上关係的是公务员事务局的《公务员守则》。当中2.2提到，“公务员须恪守下列各项同等重要的基本信念，（d）政治中立”。
《公务员守则》3.7则进一步解释何为“政治中立”：不论本身的政治信念为何，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并须竭尽所能地履行职务。
公务人员须尽忠职守
《基本法》第99条规定：“公务人员必须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对“政府负责”的意思，也就是忠诚於特区政府。《公务员守则》中对“政治中立”的解释，显然与《基本法》的说法相同。
可见，警察并非示威者所言的那种在示威者和政府衝突中违反“政治中立”，如果示威者和政府有激烈的衝突（比如现在的情况），警察站在政府的一方，既符合社会学理论，也符合基本法和本地法律。
儘管如此，在香港，警察和公务员必须“政治中立”的观念相当深入人心。那麼，应该如何理解警察和公务员的“政治中立”呢？
与社会学家对警察的思考类似，“政治中立”的概念同样出现在十九世纪。它回应了当时西方国家官僚系统中的两大问题。第一是官僚被上层贵族垄断，广大人民无法分享权力。第二是在政党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分肥，一个政党经过选举轮换之后，官僚就会大换血一次，用於“报答”支持者，这一方面引发酬庸政治的疑虑，一方面也会让很多庸才佔据政府高位。何况新官僚熟悉政务需要时日，於是政府常规运作上难以平稳过渡。
十九世纪初，英国参考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招募、考试和选拔，构建了常设的文官队伍，即最早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也改革了公务员系统。从此，官僚（或公务员）不再被上层垄断，平民得以进入管治机构。另一方面，把常规的政府职责与制定政策的职责区分开。这样“政治分肥”只限於“决策性职位”，数量大幅减少，不依赖政党轮换的“执行性职位”则要求“政治中立”。
这裏“政治中立”的含义是无论在政府台上的是哪个政党，公务员都必须执行当前政府的命令。这就是为何，源於港英时代政务系统的《公务员守则》所定义的“政治中立”，非常强调“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这完全和英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
因此，“政治中立”绝不意味着当政府与反政府力量激烈衝突时，警察和公务员必须“翘起双手”，不闻不问。相反，站在政府的一边是警队的责任，也是原先的制度设计。
更值得指出的是，根据《警队条例》和《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宪委级警务人员（包括处长和警司级）均由行政长官任命。根据《警队条例》第4条：“在符合行政长官的命令及管制下，处长对警队负有最高指示及管理责任。”这意味着，警队作为香港宪制中有特殊角色的“公务员”，警务处处长必须对行政长官忠诚。
这亦意味着，万一出现极端情况，警务处处长必须遵从行政长官的命令。
维护法治是警队使命
在《公务员守则》2.2条裏，对公务员的基本信念的要求中，包括“（a）坚守法治”。这和对其“（d）政治中立”的要求是“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警队条例》第10条“警队的责任”的第一项就是“（a）维持公安”。因此，从法理上说，如果公共安全出现问题，警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公安、恢复秩序。
在近两个月的大规模衝突中，我们看到，对於正常示威活动，警队只在维持秩序，并未加以干预。但示威之后的没有经过批准的集会，本身就是“妨碍公安”的行为。警方依据《警队条例》要求“示威者”散去，并无不合理之处。至於示威者不肯散去（涉嫌干犯非法集结）乃至衝击政府机构或攻击警队（涉嫌暴动和攻击警务人员），更是严重的妨碍公安的事件。警察动用武力，驱散人群，只是执行警察的职务而已。又何来违反“政治中立”？
法治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香港得以繁荣多年的根本优势，警察是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警察维护法治，既是其任务，更是捍卫香港。这怎麼能加上“不守政治中立”的大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