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模式的优势渐显——融入式崛起，即先融入世界，而不是软硬兼施来征服国际社会，来取得认可、认同，再谋求发挥领导作用。这对中国有特别的意义。
外资断崖式下降和大批撤离，精英纷纷移民和向外转移资产，一些国家在中国之外重建供应链，并以安全为名对中国的经贸投资做出限制。西方世界正在渐离中国而去，这同改革开放前数十年中，世界对中国趋之若鹜的景象，形成巨大反差。“春江水暖鸭先知”，私企外企动态的长期指向不可忽视。
前不久，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与众不同，不仅仅印度这么看，其他国家也如此。近来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社会竞相讨论的话题。印度连续三次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出席，偏偏不邀请中国。欧洲领导人表示要同全球南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强调西方要争取全球南方。国际上似乎有一股暗流，要让发展中国家也疏远中国。无论认识到没有，被认可、认同，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课题。
不一样的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在几千年的世界史中靠的是武力征服。二战以后的核武时代，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硬实力+软实力=强盛”也不可靠，多极化也使文化和价值观多元，很难说得清什么是软实力；曾如日中天的新自由主义现已成了负资产。美国近几十年的经历很有启示意义：一个超级大国，20余年对衣衫褴褛的塔利班无可奈何，到头来仓皇撤退；双航母战斗群对胡塞武装也束手无策。
一个新模式的优势渐显——融入式崛起，即先融入世界，而不是软硬兼施来征服国际社会，来取得认可、认同，再谋求发挥领导作用。这对中国有特别的意义：其一，异质文明的大国崛起，要比同质文明中的大国更替困难得多，而且在现代史上没有成功的先例。这就须要中国更加深入了解世界各国，在“融入世界”中取得最大公分母。在此基础上的软硬实力方能有效发挥，否则永远是让人敬而远之的“中国特色”。其二，一个正在出现的多极也多元的世界，也增加了解世界的必要和紧迫性。其三，可以发挥异质文明的优势，中华“和合”文化导向的外交，长远来看同西方实力外交有比较优势。
总之，在当今世界不被认可、容纳和接受的大国，无法真正崛起，因为崛起的含义变了，远比“老大、老二”的旧话语体系复杂。
长期以来，中国以“中国特色”而自豪。一个普通国家坚持“自立、自强、走自己的路”是优点，但在要进入超级大国的角色时，反而可能成为包袱，因为容易产生同他国的隔阂。同理，他国怎么看，对一般国家来说无关痛痒，但对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的大国，就成了一个大课题。这时候即使不想当老大，他国也会以衡量准老大的标尺来要求你、同你打交道。这才是“当头”的代价的开始；今后还会有无穷无尽的负担和麻烦找上门来，使它在无奈中陷入“少年维特的烦恼”。
什么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主要障碍呢？
无论认识到与否，“共党国家”（communist country）在国际上（不仅仅是西方）仍是个负资产，是个包袱。在中国国内，它却是一个光荣称号，这使中国人很难认识到这个标签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损害。但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共党国家”，从未改姓换名，为什么从前是“聚”，现在成了“散”呢？这同中国块头大了，自然使人警惕，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有关，也同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密不可分。这些年来，中国大幅左摆，朝红色正统回归。这同当代领导层在毛泽东时代的成长经历有关，同政治改革滞后有关，也是拨乱反正，惩治腐败，重振党纲，恢复中央权威，聚集全国力量、走完民族复兴的最后一程的需要。
一晃12年过去了，向左转的效果如何？
回归正统的效果
回归正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对西方国家到处兜售民主、自由、人权和搞颜色革命造成的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反应。中共新领导人对此非常警惕，上台伊始就大力清除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收紧言论，强化党对宣传机器的控制并延伸到网络空间。然后是全面集权，大规模开展反腐，整治“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乱象。在党建方面，首先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中共不是毛泽东党或邓小平党，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可以把中共的全部历史连接为一个整体，增强它的合法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人甚至硬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此外，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最高峰党、政、军、警、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乌纱帽子等大权独揽，“伟大领袖模式”呼之欲出；并大力推动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社会团体，私企、外企甚至教会、和尚庙都要求建立党组织。
这轮党建的根据是一个重要判断：腐败和乱象的根本原因，是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中共把苏共的结局也归咎于：“党员都不信马克思主义了”，所以大难临头，“竟无一人是男儿”站出来捍卫这个党。“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根本的滑坡”“革命理想高于天！” 认为有了理想信念就会道德品格高尚，就会守纪律，不参与腐败、搞团团伙伙、妄议中央等。所以要重建意识形态大厦，开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是大规模制度建设，清理一大堆过时的文件规定，为党内生活立新规和行为准则，强调忠诚，通过反腐和巡视制度来保证“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
这些造成西方的“严重误判”：政治的收紧，人权倒退，独裁再现，管制强化，对外强硬，修宪废除法定任期、搞终身执政和个人崇拜等。西方打了40几年的冷战方才把苏联打垮，现在却在中国还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全面打压、脱钩断链、分道扬镳。如果了解西方老百姓对苏联一脉的“共党国家”的成见和憎恨，就不难理解美国政府的剧烈反应和极限打压，是有很深厚的民意支撑的。毕竟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天天被执政党盯着，教他们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内政的效果似乎也不尽如人意：腐败似乎同10年前一样，大案、要案、窝案仍层出不穷。在集权、反腐、新规章制度下，干部从不作为到躺平，或者假作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痕迹主义。经济上长期积累的问题也爆发了：金融、房地产、股市、地方债等，投资消费双不振，青年失业率高企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似乎忘掉这是个必须创新、发挥所有人积极性的时代。一个合理也应该合法的问题是：这是否在犯路线错误？
新方向，新路子？
二战中法西斯主义倒了；冷战末旧社会主义模式破产了；现在新自由主义也千疮百孔。似乎只有中国找对了路子，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模式最有希望。但以上分析表明，现在这个模式并没有从旧社会主义脱胎换骨，保留了后者的许多缺陷，也没有吸收足其他文明的精华，故仍让世界侧目。思想解放下的大胆探索，才是正途和希望所系；方法应该是去意识形态化，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向导，融入世界各国以寻找最大公分母，学会讲世界语言。出发点是人类共同的需要，追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而不仅仅是标新立异的中国特色。
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比较容易推行，但是否也能够融入西方社会，被发达国家认可、容纳、接受而又不至落入颜色革命的圈套、染上自由主义的病态呢？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到处输出自由主义，也到处碰壁；国内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也出了大问题，远远没有过去那么自信和傲慢了。它们也急需新思路、新办法、新政策来解决自由主义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做得比他们强、更有成就（这并不困难，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就不愁它们迟早会转过头来审视“中国方案”，这就是相融的基础。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关注和总结中国经验了，并且往往比中国自己总结得还好——因为他们没有官定意识形态定调的干扰。
政治改革是关键一招
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新技术革命的前瞻，都使人很难再讲马克思主义放诸四海皆准。即便它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上仍然犀利，但在指导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毫无建树，否则就不会有苏联东欧一夜变色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最起码，“消灭私有制”就同市场经济不兼容，也使私企老板如芒刺在背，无论如何安抚心里都不踏实。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归功于马列，别说外国佬，中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买账的。
此外，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认识不足。用权力来反腐是个悖论，故效果不佳；集权下也无法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总之，思路太旧。如果对未来采取探索而不是宿命态度，党建模式就须要调整；一个不那么“定于一尊”、更扁平、形式更加灵活的党，更有利于试错和创新，更适合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