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要改良的土壤还包括官本位、论资排辈、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抄袭和学术造假。所有这一切蕴含的价值观和行为去向，现在仍制约着中国创造力，也可能使中国再次落后。
在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所有措施中，最具威胁性的是在科研上的脱钩断链。现代化的终极推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文明诞生的，同西方文化的关系紧密。这个事实提出一个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是否能从中华文明中诞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使许多人感觉民族自尊受伤。诚然，科学揭示的是客观规律，无论对哪种文明，在何种文化中都一样。但是，克服各种愚昧无知、迷信、偏见、禁忌、价值观上的障碍等等，只有西方文明孕育出来的力量，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取得全方位突破，创造了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
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世界，正如有些爱国大家说的那样：“他们还在住洞穴时，我们已经穿上绸缎了”。但中华文明始终没能取得系统性的突破，而产生现代科学技术。1793年，英国国王特使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展示他特意带来的，当时西方工业文明最新和最高水平的产品时，乾隆斥之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称泱泱天朝大国包罗万象，对这些玩意儿没有一丁点儿需要。这个历史事件典型地反映，中华文明在价值观念上，并不鼓励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类似的种种不利因素，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华文明中没有发生和成长的合适土壤条件。其他非西方文明也大都如此。
先进的仍然先进
在19世纪领先的国家，至今仍然领先，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加入它们的行列。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是整个生态系统，在推动它们不断开拓前进，得益于许多不显眼的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力。没有这个系统的国家就会显得丢三落四，捉襟见肘，断层不断，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倒退。那些成功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起之秀，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关键领域都很国际化，这是因为它们学到了现代化的软指标和无形条件，成功融入先进的科技和创新生态体系。
这不得不使人发问：中国人是否学到了足够多的西方文明关键因素，使得移植来的现代科学技术，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合适的土壤条件，生根发芽，发扬光大起来？五四时期提出“全盘西化”不是没有由头，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先驱确实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当代中国人在中国的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后，反而看不到这一点，于是反过来大骂五四运动前辈崇洋媚外，有失民族自尊。尽管“全盘西化”不仅不可取，而且不可行，但丧失了五四时期的敏锐眼光，就可能使“天朝”再次落伍。
软件现代化
在追赶期的后进国家其实并不是独立地，而是不自觉地在外部的生态系统夹裹中前行。它们表面光鲜的数字，掩盖了众多隐藏的要素不足。这在与西方关系融洽时似乎不重要，因为在西方成熟的创新生态中，创新拿过来就可以用。一旦被排除在外，不得不独立前行，就会发现自己对外部依赖的程度令人吃惊，许多必要条件都不存在或不成熟。在西方社会文化中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在本国就会大费周折，因为一些从西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要素，很难在本国社会文化环境中推广。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是儒家作为核心哲学原则，没有向世界开放，没有参与和拥抱世界的发明和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国际文化中。就像是中国做不出来芯片，做不出来Chat GPT一样，这也同五四时期激进派的逻辑一致。更早的还有日本，也曾经历过对自己的文明文化甚至人种的自卑自贱，以及“脱亚入欧”的破釜沉舟。许多当代中国学者对此嗤之以鼻，称之为殖民心态。但这些行为背后都隐含同一个客观逻辑。
中国在局部或者是短期内也曾造就具有这种气质的团体甚至社区，尤其是当大多数成员在西方受过教育，或者在西方居住很长时间。他们甚至可能比西方的同行同类更卓有成就，因为成员还可以将中华文化的优秀因素融合进来，例如两弹一星的元老组成的团队——他们也吸收中共的红色文化：雷厉风行、牺牲奉献等等，这些是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培育出来的，是有精神特质的爱国主义。但这些毕竟波及面小，不能持续，因为会不断受到周围大社会的侵蚀。
在某些单项指标上中国毫不逊色，甚至更优秀，例如在科技论文发表的篇数上，在专利申请的件数等单独指标上，但这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并不能代表整体状况，而且是“举国体制”全力推动下非自然产生的，缺少后劲。它们容易造成胜利在望或已经超越美国的假象，但没有一个完整、优良的科研学术生态系统，这些终究不可持续，一旦再次落后，就会是全面的、本质意义上的。
所以，中国学习西方，尤其是那些成就现代文明的关键因素，一定要学到家，方能发挥出长期、持久和全面的优势来。以中国的体量和发展水平，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全盘西化，因为想这样也做不到。但如果在现在这个阶段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定会将传统文化的糟粕夹裹进来，为今后的再次落后埋下伏笔。日本比较好地将西方文化精髓，同本国文化的优秀遗产结合在一起：它经济和科学技术发达，是世界第一梯队，但在社会治理上远远优于西方国家。现在不少日本人在造“重返亚洲”的舆论，开始以东亚自豪，但可以肯定，日本人不会旧梦重游或复古，因为现代科技文化已深入他们的骨髓。
改良土壤
以克己复礼、三纲五常、等级森严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压抑离经叛道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是不争事实。
当代至少还有两座大山制约着中国人的创造力，一是与现实需求几乎完全脱节的官办意识形态；另一座是个人崇拜下的“伟大领袖”泰山压顶，以及由此衍生的太监化、小人化的学术界次文化。陈旧的意识形态、强制的学习制度，以及造成的政治正确压力，促进的是一种噤若寒蝉而不是百花齐放的学术生态；“伟大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制造一个禁区，或掀起一波无节操的吹捧热潮。
如果鲁迅、钱学森、胡适、沈从文、李四光、爱因斯坦、牛顿、冯诺依曼、费曼、李白、杜甫等等，年轻时都不得不去上思政课、背“最高指示”、坚守政治正确，他们还能成为大师吗？仅仅数年间，中国全国高校系统就建立了1440余所马克思主义学院，再加上数以千计的党校和各地社科院中的马列所，其中不乏优秀学者和开明绅士，但意识形态恰恰是创新最危险的禁区，大家不得不同弹一个调子。试想中国有多少大师，没出师就已被扼杀于萌芽？这些庞大的机构和以此为阵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会影响到今后数代甚至十数代的年轻人，为社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擅长制造分歧和杂音。我任编辑的英文学术期刊，收到无数中国大陆来的投稿，极少有创意的，行文用语和篇章结构雷同，都是党八股的产物。也就是说，思想方法被政治学习和宣传口径凝固了。“钱学森之问”与其说是一个大师的质疑，不如说是他发出的诘问。
中国须要改良的土壤还包括官本位、论资排辈、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俗语“天下文章一个抄，就看会抄不会抄”指引下的抄袭和学术造假。所有这一切蕴含的价值观和行为去向，在古代导致科技的绝育，现在仍制约着中国创造力，也可能使中国再次落后。尤其是官本位危害最大；例如中国大学校园同欧美的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方面。很多美国的教授不愿意当系主任，因为吃力不讨好，还耽误学术研究；不少学校不得不实行轮流当主任。但在中国，系主任的身份和权力高人一等，大家抢破头要去当。官本位的社会文化使学校和企业去行政级别化的议论，永远停留在议论上——现在连议论都没有了。行政任命的医院院长的指令，能把知名专家教授折腾得半死不活。
如今的中国面临着非常先进的北美、欧洲、日本，以及相当发达的东南亚和印度。25年后的中国领导人会知道，虽然到2050年中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但资本方面仍然很小，技术上仍远远落后。 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有现实感。要认清自己的弱项，不要被自尊心或雄心所误，过早膨胀起来。
靠金钱堆积是改变不了学术教育生态的，只能在官本位上再镀一层金本位。唯有思想自由和信息自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讲话无禁区，讲实话不用害怕，尊重知识而不是权力，这些才是创新的沃土。
“四个自信”应该理解为在四个方面都争取更上一层楼；如果理解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有误导抱残守缺之嫌。
中国前进中须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家意识到的还要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是治理问题，尤其是缺乏法治。在今天的中国，法治更接近于皇帝的统治；一个大国，小皇帝在广阔的土地上发挥着巨大的地方影响力；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奖励从众的文化习惯。还有通过警句和4000年积累下来的经典文本来塑造思维和语言，这些经典表明一切值得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而且古人说得更好；外国人要充分掌握汉语这种困难的语言，来拥抱中国并被中国社会所拥抱，是极其困难的。这使中国吸引世界其他地区人才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
千万别犯下颠覆性错误
中国需要至少30到50年的时间韬光养晦、埋头苦干方能真正复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时，其实应该改为“和平发展”，以免刺激他国。未来中国某一代领导人有可能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发昏，过早翘起尾巴与美国对抗。那就是中国厄运的开始，是颠覆性错误。
在西方打压和脱钩断链的情况下，强调自力更生是任何国家的自然反应。但自力更生也具有误导性，因为它鼓励孤立心态，靠憋一口气而不是改良创新土壤作为回击，并且可能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推动下，在孤立独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长期后果必定是逐渐落伍，因为创新的软条件靠憋一口气是不会改善的。正确的态度和对策应该是“任正非主义”。
任正非主义——坚决赖着不走
华为作为一个公司所受到的超级大国全方位打压，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个超级大国甚至因它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按照许多人的标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是最崇洋媚外的：他曾经从一个知名美国大公司雇了整个管理团队来接管华为，手把手地教会华为人，用美国最先进的管理方法来运作这个公司，向华为人展示文化意义上的、难以言传、只能身教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全盘西化，是崇洋媚外。但任正非的目的，是摆脱和克服华为职工从社会上带来的中式文化软件中的缺陷，并认为这个方法最有效、最彻底。
类似成功范例，还包括香港完整保留和继承英国殖民当局留下的法律体系。这对经济起飞起到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这个法律制度带来的信心、安全感和可预测性，才能够吸引到许多大公司和高端人才，使这弹丸之地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突出亮眼。如果华为职员遇到任总，向他打招呼时显得过于热情，他就不高兴，斥责他们讨好领导。然而，讨好领导是中华实用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也可以说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改造员工从社会上带来的文化积习，讲得高大上一些，就是要创造新企业文化。
任正非从不吝啬夸赞美国。他非常感谢那些曾经与华为有过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司。他说，你打压我，我也要向你学习，因为你是最先进的，我不学你还能学谁？这就是坚决“赖着不走”，但不是西化：他不仅不抗拒中华文化优秀因子，还非常推崇中共的红色文化中的一些品质，尤其是在“打江山”时期那种拼搏、牺牲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花大价钱请来有关专家给华为讲授这个传统。他试图将中、西、红三个文化传统中的优点融合起来，以便发展出一种更优秀、更有韧性的企业文化。
民族复兴必须以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为标志。如果过早提出所谓的“四个自信”，并当作口号过泛、过滥地使用，它就很容易沦为表面文章，甚至起误导作用。任正非主义的实质是用你的长处来弥补我的短处，以便我最终能够克服这些弱点。这与自尊自信没有一毛钱关系。泛泛地大谈“自信”，就有可能走上不必要的对抗和抱残守缺的邪路，既学不了他人的长处，也改不了自己的短处。比尔盖茨在回顾创业历程时，专门告诫那些想效法他、走他的道路的人：在你成功之前，你的自尊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对自己也有害无益。我们常说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同理。盖茨现在的趾高气扬，同他往昔的卑躬曲膝是分不开的。这也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智慧。
向西方学习的模范生
苏联即使在斯大林的腥风血雨时期也出过大师级人物，如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独自一人设计出宇宙航行的几乎全部技术细节；还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沙皇时期的门捷列夫 （Dmitri Mendeleev）的元素周期表至今是化学的基础。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俄罗斯就全神贯注地全面学习西方；彼得大帝甚至装扮成一个打工者，到西欧各国私访学习。到十月革命时，西方文化、礼仪和思想方法至少在科学界已深入骨髓。日本学习西方学术文化也很到位，至今已有29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在民国时期也出了不少大师级人物，多数在西方留学和游历过。这些都说明西式学术文化风气的重要性。
如果西方对中国科技教育脱钩成功了，中国的科研基础就会被大大削弱，不得不走向孤立的技术发展道路，情况可能比50年代更糟，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堪与美国比肩的苏联老大哥，它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成了美国的sputnik moment，使其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全国资源来追赶。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到毛泽东去世时，已经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现在中国相当孤立地站在美国对面；要摆脱孤立，就得奉行任正非主义，死皮赖脸也要同美国保持尽可能多的关系，而不是去争那么一口气。因为中国学术界的弱点短期是无法克服的，只能取美国之长来弥补。
赖着不走的目的是融入其中，以求获得长期好处。但这也需要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建立良性互动来实现双赢。这样就有可能成为前沿科技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使用的办法很多，比如利用自己巨大市场的吸引力；充分利用数十年改革开放积攒下来的人脉与合作关系，不断强化和拓展；利用美国转为内向后同其余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毕竟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不可能总是为美国的遏华政策承担成本，况且，美国正在大规模削减它的海外支出和慷慨，这些国家会逐渐感到与美国结盟油水不大，麻烦太多，时间长了，机会总会出现。
中西之间的理想搭档？
这个世界变了，历史教训（比如修昔底德陷阱）未必还管用。随着全球南方壮大，不用中国去挑战，西方国家自己就会做出调整。尤其是美国会感到，继续担任二战以来的角色有点力不从心，并且好处越来越少，成了个鸡肋的差事，例如特朗普一贯抱怨美国盟友和中国长期揩美国的油。到那时，中美争霸已经意义不大了，两国重归于好也是大概率事情。
“美国第一”的必然结果是它向内收缩，这就会在国际上留下许多空白，需要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来填补。中国自然会参与其中，但那时的世界将更复杂，中国缺乏经验，取美国而代之的好处不大，负担却很重。从国家利益上讲不应该挑头，但不排除想要青史留名的领导人和虚荣心很强的知识分子大力推动中国去揽下国际责任。
西方文化很强势，未必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它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激烈竞争和内卷，会使越来越多人厌倦或感到力不从心、心焦力悴。躺平会成为反文化，人们也会转而在精神方面追求幸福感和生命的意义。到那时，经过洗练的中华文化就有可能发挥优势，进入世界主流。这是中西搭档之一。在创新和物质生产领域，美国善于变零为一，中国则长于把一迅速发挥到一百；美国善于创新创造，中国善于将成果转化为花样翻新、价廉物美的商品。这是搭档之二。
最后必须说明，本文里的西方是理想化了的，方法论上叫作ideal type，是用来对比出关键的类似和不同，从而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毋庸置疑，西方国家也有种种缺点，有的比中国更严重。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中国是有本钱骄傲的。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真理。革除中华文化中的陋习，有选择、有重点、有目的地采取外科手术式文化输入，在华为、日本、香港、新加坡等案例上都证明有效。不要纠缠中西而要着重实效。“四个自信”应该理解为在四个方面都争取更上一层楼；如果理解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有误导抱残守缺之嫌。用理想化了的西方这面镜子照出中国的弱项，就有了方向感和行动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