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央政府努力想要振兴经济，那显然得采取不同做法。这意味着要抛弃空谈，释放因表达不同意见而被拘留的企业家，就经济政策建议咨询各类专家，并减少“习近平思想”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
中国虽已在一年前放宽抑制经济活动的冠病清零措施，却未出现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所预期的经济反弹。相反，过去一年的各类经济指标，都描绘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
大型房地产发展商恒大于2021年崩盘所造成的余波远未消散，即使中国政府放松了广州和上海等城市的限购令，房地产行业依然在挣扎求存。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如滚雪球般增长，中国的金融健康状况也在下降，致使穆迪公司在去年12月下调该国的信用展望。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继续下降，显示国内需求不足。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公共服务缩减、公职人员降薪等忧虑，加剧了这些问题。但最糟糕的是，民营领域的信心遭到削弱，导致中国吸引投资和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威胁。
这些挑战引发公众的担忧，甚至在中国严格审查和监管的信息环境中，也出现越来越激烈的讨论。虽然高层领导人一再公开表示支持，但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民营领域已对政策制定者失去了信心。虽然中国政府推出多项经济刺激措施，但关注点显然仍停留在官方政策目标上，如国内稳定和确保共产党在从学校到民营领域等所有机构中的强势存在。
因此，长江商学院对全国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企业普遍对商业环境和盈利能力持悲观态度，也就不足为奇。商界领袖认为官方声明都是些空话，也没有忘记最近备受瞩目的企业家被捕事件，以及对金融、科技、教辅和房地产的严厉打击。这种信心的丧失反映在中国股市上——它目前是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首次出现外国直接投资逆差，意味着资本正在撤离中国。
青年失业率则是煤矿中的另一只金丝雀（编按：意指危险的先兆），因为根据政府数据，民营领域占据了80%以上的就业机会，并在创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届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丹丹估计，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46.5%。尽管各界对这一数字存在极大争议，但实际失业率无疑要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停止公布该比率之前的2023年6月为21.3%。
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月重新开始发布青年就业数据，但估算的14.9%失业率并未包含16岁至24岁的学生，其他国际计算方法则将这一群体包括在内。这凸显了与标准做法的偏差，且计算方法的变化也未向公众披露。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进一步削弱公众对政府经济管理的信任和信心。
由于债务飙升和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也正在失去公众的信任。武汉的老年人正在抗议对他们医疗保险福利的削减，而广州和大连的民众最近得知，当地政府动用了公共医疗保险基金，来支付大规模冠病检测费用。
中国的财政困难甚至延伸到曾被视为钱多事少的公务员职位。随着2023年年度奖金大幅削减，全国公务员群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事实上，中国公务员不仅要应对降薪，还必须退还之前拿到的奖金。
除了所有这些令人担忧的指标外，中国经济还出现明显转变，即转向生产力较低的国家主导模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指出，2023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在中国100家最大上市公司中的份额，从57%上升到61%，导致民营企业的份额下降到40%以下。此外，在2021年，排名前41位、年收入至少1000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公司中，有27家是民营企业；而在2023年，目前排名前16的房地产公司中，只有三家是民营企业。
恢复商业信心对于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至关重要。仅仅10年前，在自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曙光的推动下，全球对中国的发展轨迹充满乐观。但是，民营企业很快就能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希望已然破灭。民营领域越来越难以创新、吸引投资和为年轻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要重振昔日的繁荣景象，就须要政府愿意接纳具有改革意识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并大力支持近几十年来对经济增长起到根本性作用的企业家。
既然中央政府努力想要振兴经济，那显然得采取不同做法。这意味着要抛弃空谈，释放因表达不同意见而被拘留的企业家，就经济政策建议咨询各类专家，并减少“习近平思想”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
这些措施与现政权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领导方式背道而驰。但是，如果不切实转变政策和思维，支持民营领域，重振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信心，中国将面临长期的经济表现不佳和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