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文明根本的任务，就是改变底层“管”的逻辑，把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正是这个最重要的“立”的部分，始终不见有力措施的出台。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算起，中国率先在世界上创建了“现代国家”，比欧洲早了1800年。所谓现代国家，指的是中央集权、科层化、统一法令、统一标准、统一意志的国家治理体系。那时的国家没有发展经济的功能，社会上也没有进步的概念。在数千年朝代更替中，中国基本保留了秦模式。
这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守旧政体，在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很快土崩瓦解。中国人认识到了不发展、不进步就会挨打，于是近代各种建立政权的尝试中，都把发展经济社会的功能加进去。但中国需要一个彻底的社会革命方能迈入现代世界的门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具备这种彻底性，以往各个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旧势力参与。中共革命的彻底性，还表现在它用列宁党严密的组织摧垮和取代传统社会形态、思想意识和风俗文化；党组织本身还是个强大的动员机制，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列宁党也是个威权结构，与集权传统重合，就形成非常强大的执行体系，但也产生了包括腐败和滥权在内的种种弊端。
新政治文明
令中国困惑的是，一方面它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外国人惊叹，另一方面国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知大多是负面的：威权高压控制，缺少自由、民主、法治和宽容，政治过程不透明和腐败，人权没有可靠保障等等。至少在目前，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觉得中国的体制有吸引力，想模仿学习。相反，他们常将它同20世纪的旧社会主义相联系，引起新冷战的冲动。中国取得的成就越大，威胁也越大。
或曰，只要能富国强兵，管它别人怎么说——哪个国家没有缺点？然而在当代的国际环境里，大国崛起靠蛮力行不通了，必须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和接受才算数。这对一个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是个巨大挑战：人们会用更加挑剔、苛刻的眼光来审视它。中国必须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各方面都达到高标准，建立起世界愿意接受、乐于效仿的高水平政治文明，方能顺利登顶。
新政治文明既要保留使中国获得成功的优点，也要革除广为诟病的缺点。一般而言，这须要加强现代政治文明的另外两个方面——民主与法治，而这些是中国政治遗产中缺乏的。
旧政治逻辑
但在建设民主、法制之前，还有更基本、更迫切的功课要做。贪腐、奢靡、滥权、“团团伙伙”结党营私、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等等，这些不是现在才有，而是数千年屡治不愈的沉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有鲜明的人民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也具有针对性。但革命者一进城就当官做老爷，毛发动文革来敲打他们也没用；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总是向集中回归，从来不偏向民主一端。这些都同中国的根本政治逻辑相联系，即渗透一切围绕着权力的心理预期，
俗称“官本位制”。从根源上讲，它来自帝制时期形成、根深蒂固自上而下的授权秩序，以及皇帝作为天子和皇权来自天命的绝对性。列宁党治不过把天命换成了放诸四海而皆准、同样不容质疑的“真理”。二者即便不是一脉相承，也是相辅相成。在官场造就的行为模式也一样：一是唯上，二是下级缺乏自主和能动性。
这些弊病之所以久治不愈，是因为治疗方法遵循了同一个逻辑。举“全面从严治党”为例。过去十几年的政绩最令人失望的，是腐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更不用说根治；尽管这方面行动最早，下的力气也最大，而且“永远在路上”。近来揭出的贪腐案官位仍然很高，涉案金额似乎更大，还包括火箭军那样的窝案。问题出在哪里？
从严治党本身没有错，把它当作解决方案的全部就错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遣词本身就透着自上而下的势能。它背后的政治逻辑已浸透中国政治文化，就像古时平民百姓期盼青天大老爷出世来匡扶正义、纠正冤屈那样顺心得理。但是看一看它产生的具体措施吧：一把手（党委书记）集权把关，不再提党内民主，全面推行追责制，加强监督检查，统一思想和理想信念，强调遵守纪律和规则、四个意识、绝对忠诚，并且明令不许“妄议中央”，结果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一把手集权强化了官本位的“唯上”行为模式，下级都围绕一把手的喜好来安排工作，造成一把手无人监督的局面，以及同一单位内部同流合污的利益结构。处在这种小生态中，一把手感到无所不能、安全感十足，这就是贪腐不断的根源。集权还造成下面自主空间的缩小，干部创造力无从发挥，于是纷纷躺平，用形式主义掩饰不作为，或弄虚作假来取悦领导人。
这些都同这个创新时代背道而驰。新政治文明根本的任务，就是改变底层“管”的逻辑，把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正是这个最重要的“立”的部分，始终不见有力措施的出台。
时代的呼唤
知识经济是创新经济。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全民创新，大众创业”，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和要求，但中国的体制和集权后的政治生态鼓励政治正确而不鼓励创新，讲究纪律规矩而不重实效。
中国经济奇迹主要归功于双引擎，一个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竞争，另一个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攀比和争强好胜，现在两个都几乎熄火。向旧正统回归也导致发展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中国急须尽快找到和启用新的动力来保持发展势头。
其次，单向的“全面从严……”也有悖人的本性。推动人类活动有三种动机，最基本的是生物本能，包括饥饿、口渴、繁衍等。第二种是人们对周围的奖惩结构做出可预期的反应，叫做“外在动因”（extrinsic motivation）或动机2.0。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又发现了第三种动力，即“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或动机3.0，即由兴趣爱好主导的做事情、争优秀的欲望。动机3.0驱动的行为不追求外来回报，干事情本身就是回报，它是创新创造的主要源泉。
无数实证研究表明，强化动机2.0往往会削弱或排挤动机3.0。比如给人们自愿做的事提供报酬或奖励，反而会降低效率，因为人们不再将它当作自己的事来做了。“全面从严”后形式主义泛滥和出现躺平、侧卧，再次验证了这个心理学定理。动机2.0使干部主要为了应付上级来摆姿势、做动作；失去自主作为的空间造成责任感下降，还会纵容一些不良行为，如欺骗、告密、构陷，甚至拆台、搞破坏。
人类个体追求比自身更大、更持久的目标，即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美国的竞争优势在于体制能使动机3.0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形式主义泛滥说明它强化动机2.0的做法（“全面从严”……）对动机3.0产生了挤出效应。最近在ChatGPT、Sora等发展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前沿，与美国差距拉大，恐怕还只是个开头。如不做出有效的改革，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落败。
怎么办？首先要在意识形态与时俱进上有大突破。新时代AGI加量子计算、生物工程、纳米技术等高科技所开辟的前景，是马、列、毛时代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继续执着于这些已作古的人就是迂腐。不在意识形态层面彻底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取信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营企业家、顶尖科学家、工程师，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以及知识结构最新、最少保守、处于创新前沿的年轻一代。这些年来，人才和资本大量外流说明，仅仅发誓“保护、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没有用，也无法消除中国崛起路上的一大障碍——主要国家的疑忌和敌意。
第二，对付权力傲慢最根本的方法是强化人权保障：用可靠的法治在每个人周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使他们免于被权力奴役，生活得有尊严，享有充分自由和自主权。不能用“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等来取代人人平等的人权，因为这些口号说到底源自居高临下的权力逻辑，解释权在上面。有了可靠的人权保障和广泛的人民参与，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社会创新力和活力，“全民创新，大众创业”才有条件推开。“全面从严治党”也只有在群众参与下才能真正实现。这里毛泽东首创的“开门整风”才是中共真正应该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
第三，建设小而有效的政府，大而有活力的社会。毛泽东讲“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中共的两条“根本原理”。但二者并不是并列的：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而“相信党”有两个前提：一是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目前马克思主义正面临更新的挑战，使“相信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变得更重要。党组织全覆盖并主导被覆盖单位（包括私企、外企、非盈利组织、宗教团体等等）的重大决策，这个方针政策也与时代精神相悖，因为它反映的仍是陈旧的“管”“控”政治逻辑，而不是鼓励创新。不能用大政府来束缚社会、以举国体制来垄断创新，这是自废武功。政府必须有效，能够担当“把握全局，协调各方”、维持稳定、及时应变、未雨绸缪等责任，这是中国制度的优点，往小政府改革时也应着意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