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认真回顾邓小平的“猫论”，很有必要。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勇气与国家责任，以那句著名的“不论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化繁为简，至少从经济领域上破解了“姓资与姓社”的无谓自我设限，激发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能力。
全球发展体系正由表面上的分散（多极化）转向实质上的中心（一体）化，一种或者少数几种技术，正在掌控与驱动着全球发展能力和方向。尖端晶片的研发与生产水平正在改变全球发展方式，半导体已在全球政经及军事领域中处于中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析认为，人工智能（AI）将影响全球近40%的工作，发达经济体受影响的工作可能多达60%。
在未来，一国乃至全球发展水平可能就决定于晶片技术；一块小小的晶片，就可能左右一国政经及军事、科技、教育发展能力及国运。中国如果在包括尖端晶片在内的整体前沿科技能力上，长期落差于美国，将意味着在发展与安全及中美关系被动性方面，很难实现有效转动。不实现发展能力的同等，就不会有彼此关系处理与谈判地位的真正对等。这是不可逾越的现实逻辑。
中国的发展与创新能力、民族崛起、两岸统一，当然并非取决于美国，惟在于自身国家治理能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提升，首先必须解决好导致严重政经腐败不断窝生的政制问题，这问题导致人事组织部门处处掣肘，不能有效识人用人，庸才废才充斥上下，许多公正廉明有抱负的政经才俊不能效用于国，甚至不得不去政离国，造成大批精英人力资源荒废或被他国请用。
贪贿是中国政治史始终相伴生的一大经典，就如中国酒文化，无席不酒，无酒不劝，不醉不休。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导致产生任意谋取私利的空间，历朝历代，巨贪纷呈，目不暇接。据史料记载，东汉权臣梁冀被查抄金银等家产达30多亿，清朝军机大臣和珅贪贿财产超过当时清政府10年总收入，达8亿两白银，秦朝权臣赵高、唐代宰相元载、北宋宰相蔡京、南宋右丞相陈自强、明朝吏部尚书严嵩，个个富可敌国，而他们仅仅是中国政治史中的沧海一粟。
历年来，贪贿涉腐，从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到国务委员，职级从军委副主席到省委书记、省长，系统从党政军、纪检、司法、央国企、金融到高校、医疗，全领域各层级，无处不腐，人数庞大，打而不绝，每日闻报，全球罕见。巨大的国家治理风险尤其是，纪检、司法及学术等领域的反腐努力，甚至不足以抵消乃至稍有缓解源于体制的腐败滋生能力。这些如何能让人无视！
2021年6月28日，中纪委副书记肖培在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介绍，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干部（截至当时）392人，厅局级2.2万人，县处级17余万人，乡科级61.6万人，有严重“四风”问题的62.65万人。资料显示，仅中共二十大以来近一年间，因腐落马的副部级以上或中管干部已超过39位。
其中出现一大批敛财能力卓越的“政治明星”，辽宁金州区委原书记徐长元涉案过百亿，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原书记李建平涉案近16亿，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受贿18亿，山西省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受贿10.4亿，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永正受贿7.17亿。当然，这些“政绩”都可能会被不断刷新。
封建政治意识及元素未真正清除
在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权力意味着社会地位与财富，权力与财产是孪生同胞，官商勾结，相互寻租，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中国迄现，封建政治意识及元素并未真正清除，国家治理不确定性风险仍高。
中国必须从政制建构上彻底根绝不断出现严重贪贿这一顽症。一些所谓政治人物，进入官场与获取权力只是为了牟取个人私利，毫无社会与国家治理抱负和用心，不关心国家与民族富强，更不识全球治理为何物，千里做官只为财！国家治理机体中参杂有重大政经污溃与泥泞，缺乏有效可持续政治与法律建制相制约的政制不变革，就凭这一项，如此严重的政经领域腐败与愚昧官员群体，如何与廉洁政体下敏捷而雄心勃勃的政治团队去竞争和对抗！
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末国共内战结束后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国体已70多年，依然面临发展与安全严峻挑战，惟有通过深化民主政制自我革命，果决铲除一切残存的封建及帮派政治元素，将国家发展理念与治理政制彻底转轨到全面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为底层逻辑的政制建构上，才能实现可持续高水平发展与安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的发展与安全局面，已经出现严重躺平与内卷相交织治理生态下的重大风险，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在美国印太战略包围之下的地缘政治压力与发展环境挑战。在现有局面下，尤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人文社科领域的高水平学术能力，已面临严重滞缓乃至停滞，八股泛滥，避视现实，格式化空言空文横行。
躺平与内卷，都意味着实质性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缓慢）甚至基本上没有发展（包括发展与倒退并存）的简单重复状态。以登山为例，就是不断在山脚下或者半山腰“纠缠”，不能轻装前行，奔向山顶。躺平与内卷的破解，惟有进行国家治理机制及生态的兜底性自我革命。
中国也恐已陷入市场外交、利益外交的低水平被动性国际关系应对之中。
相比较，美国的发展战略也存在市场与利益考量，但仍然建立在高度民主与法治机制下具有高效纠错能力为基础的强大可持续发展进程之中。市场与利益只能是短暂交易砝码，也只能是一些低水平发展能力国家急功近利的算计，极易陷入恶性循环。泱泱14亿人口的中国，是否已经摆脱了这一被动发展体系制约？
在今天，认真回顾邓小平的“猫论”，很有必要。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勇气与国家责任，以那句著名的“不论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化繁为简，至少从经济领域上破解了“姓资与姓社”的无谓自我设限，激发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已经充分验证了“自我革命”发展效能的中国，面对着国家发展与安全严重挑战情势及人类发展大势，能否再次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上实现历史性地破解——不论民主与集权，没有腐败、规则透明、人人发展机会均等而能实现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的，就是好政体！
中国遭遇鸦片战争失败及日本侵略，表面上看是由于军事力量弱小，实质上是发展体制不良导致国民综合创造能力极其低下，综合国力十分羸弱。根本原因，就在于第一波全球化过程中的落后及故步自封导致学习能力落后。中国应当始终记取历史教训，急起直追。知耻近乎勇。
俄朝与美欧是价值观对立
人类全球的发展与安全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同时对地球及宇宙本身资源结构的逻辑认识与利用能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展开。这一方面表明人类对生活与发展的主动能力在积极增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类之间的生活与发展关系势必发生新的顺应变革和调整。
俄罗斯及朝鲜与美欧之间，表面上看是政治和军事对立，实质是价值观（发展理念）对立。人类是朝向以全面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与民主治理为基石的可持续发展秩序，还是在“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名义之下，行利益局限与固守之实，阻碍全球治理法治化、民主化与一体化进程？这是当下的发展路径抉择，关系每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国）运。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安全，必然要求建立契合人类根本性生物和社会属性的治理生态。
从东西方民族发展源流迄现而言，东方深邃、重内求及相对保守，西方务实、重外索及相对富于冒险精神，文明内涵逊于中国，治国理政可学美欧。中国的发展与安全能力，取决于政经治理水平。治理体制水平，决定现代化、民族崛起与两岸统一进程，决定可持续发展与安全能力。治理体制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现代化与民族崛起的充分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