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困难无法自拔，是因为思路基本是资本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相同和类似的问题和困难。中国这样下去，同样不可能找到出路。
在中国，10年前“东升西降”“风景这边独好”的乐观情绪已经不再。经济社会和国际环境面临的巨大困难，似乎表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并不那么可靠。在对付相同或相似的难题时（比如股灾、失业、债务、市场疲软、房地产泡沫等），反倒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显得驾轻就熟，但它们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这里引出的结论是，中国也不可能根治这些顽疾，必须改变思路或更换范式（paradigm）才有出路。
巨大财富中的持续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原罪。2022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是7万美元，但仍有4400万人面临饥饿，五个儿童中就有一个。中国同年的人均大约1万2500美元，但有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人民币1000元左右，结果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产能大量过剩。贫穷和过剩同时存在，是马克思笔下典型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如果能将“过剩”产能都释放出来，就足以消灭饥饿，让所有的人都过上中产生活。但资本主义市场规律不允许这么做。资本主义推动下的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AI）的飞速发展，有可能大大加剧基本矛盾，但也在把世界推向后资本主义。
知识经济与资本主义
现在标准普尔500强企业价值的80%以上是无形资产：专利、企业文化、隐性知识、人力资本等。这个比率正好同上世纪70年代工业经济时期相反。但知识经济仍在沿用旧资本主义整套制度，造成赢家通吃——投资机会和回报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少数项目或企业，使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恶化到足以引发社会动荡的程度。这是“百年巨变”的一个主因。
知识产权也是知识经济的大敌，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产权的泛化和过度保护，推高了交易成本，造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害；例如产权延伸到大自然和人类共同的遗产——申请人类基因组专利，通过生物工程使种子无法繁衍，种植户不得不每年都向种子公司高价购买；大公司、大财团收购对它们有潜在威胁的新技术和初创高科技企业，然后束之高阁，使社会失去大量的潜在福利、选择和发展路径。马斯克称版权是“人类的瘟疫”。
后资本主义力量的成长
但知识经济正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条件。知识经济有几个显著特点：一、知识一旦发明了，就可以反复利用，并且边际成本接近零。二、知识产品有广泛的、传统GDP往往无法统计的正面“外部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ies）。三、知识经济遵循的是摩尔定律，呈指数型增长。四、知识产品一反传统经济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边际效益呈递增状况。管理学之父德鲁克（Peter Drucker）很早就看到，当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本时，后资本主义时代就到来了。但他预料的制度变迁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畴。
产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支柱，明确的所有权规则，是进入市场的先决条件。产权不明或不稳固会导致市场失灵，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也继续有现实意义，但正在知识经济中走形。知识产权的突出特点，是界定和量化的困难和作用的变异。知识经济中产权模糊和侵权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产生的效果也同以往不同。在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法律的明确性并不总是那么重要，因为往往产权尚未界定就已过时。业界有“寻求宽恕比获得许可更好”的座右铭。比如，这种模糊性并没有阻止Uber和Airbnb进军新市场。
新竞争范式
马斯克认为专利是弱者的武器。他在2014年宣布公开特斯拉汽车所有的专利和源代码，一夜之间，这家特立独行的电动汽车公司成为开源理念的传播者。一次记者问他SpaceX有没有申请过火箭发动机的专利，马斯克一下被问住了，表示自己从未关心过这类事情。SpaceX也公开了图纸，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查询有关包括猛禽发动机的信息。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很快就公布它的部分源代码。这是因为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产权未必构成竞争优势，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众筹、招标、拍卖、有奖征收解决方案、创客和DIY运动、网上互惠互助平台等新经济形式，都具有后资本主义的特点。马斯克和其他一些尖端企业家选择走商业秘密路线，搞产权经营而不是产权维护。当今最成功的公司擅长所有权工程，即通过管理产品和服务的拥有方式来创造价值。它们容忍盗窃、放弃所有权和保留产权的模糊性。对于中国大批盗版Windows，比尔·盖茨早在1998年就说过：“只要他们想偷，我们就希望他们偷我们的。”等用户完全习惯了，再想办法营收。目前中国占微软1250亿美元年收入的10%。
在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中，竞争优势正在从专利转向人才。知识产权背后的奇才，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马斯克说：“技术领先地位不是由专利来定义的，历史一再证明，专利对于坚定的竞争对手来说，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保护。”在2014年给特斯拉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表示自己的公司能够“吸引和激励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工程师”，而不是靠专利，才能取得成功。“先发优势”是奇才竞争制胜的主要机制。
开源众筹是另一种竞争战略。它是建立在经济学家称为“网络外部性”的基础上。网上开源社区的一个口号是“信息想解放”（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同专利的排他性囤积相反，这些社区或平台的文化注重公开、共享、互助与合作。IBM在Linux开源平台上解决了许多问题，它甚至贡献了10亿美元的工程服务来支持免费平台的开发。马斯克将其开源推特算法的决定视为一种努力，通过争取志愿者的帮助来改进它：“我们相信，将开源理念应用于我们的专利，将加强而不是削弱特斯拉在这方面的地位。”在边际效益递增的情况下，数量是王。
公开专利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方法，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许可证，或没有许可证费用。远离专利游戏还可以降低防范侵权索赔的法律成本。
新型举国体制的要点
公共性是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特点。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家常常超出自己公司，为国家、穷人、全球和人类谋划。盖茨主要利用他的基金和个人影响力来追求公共利益，马斯克则主要在企业层面追求同样目的。在马斯克看来，专利通常被用作“阻止技术”，旨在阻止他人创新，像在战争中使用地雷一样。“如果我们为创造引人注目的电动汽车扫清道路，然后在我们身后埋下知识产权地雷来抑制其他人，那么我们的行为方式就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特斯拉网站上的法律页面承诺，公司“不会对任何善意使用其技术的人提起专利诉讼”。他说：“如果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以至于让我们的车卖不出去乃至破产，那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技术创新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时候人类能够实现技术大融合，人类就无所不能。
企业层面的产权经营与国家层面的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中共提出的“新型举国体制”之所以新，主要是用市场的方法来协调。但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知识、技术、发明创造的作用，往往需要超出产权的限制，在企业之上协调。这就须要避免产权、专利、版权的副作用。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科技发达的创新型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共享技术上的投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核心技术，如计算机、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新能源、手机触屏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航空航天、硅谷模式等等，都是美国政府机构出资或牵头研发的产物。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科研成果必须社会共享。中国政府做得也不错，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意识地强化溢出效应。为“奇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也是政府的重要任务。
这些都应该是“新举国体制”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方向上的创新，而不应该继续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在后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姗姗来迟地成为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中国目前的困难无法自拔，是因为思路基本是资本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相同和类似的问题和困难，中国这样下去，同样不可能找到出路。
必须改换范式，跳出无效的旧思路。这样就能够发挥中国制度特有的优势，使中国能够引领蕴含在新技术革命中的后资本主义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