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同事传来的这篇报道，我以为我穿越了。这样的事情在十几二十年前时有耳闻，没想到还在上演。
中国媒体《财新》上周六发表一篇题为《嫌疑人孙任泽之死》的特稿。这名当时不满31岁的年轻人在2018年3月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新疆伊犁的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9月，孙任泽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时昏迷，辗转在多家医院接受救治后，最终在当年11月不治身亡。
当地警方一开始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声称孙任泽在审讯中喝水被呛致昏迷。对于目睹独生儿子在病床上重伤昏迷的孙母任亭亭而言，这显然是难以接受的解释。
为了寻找真相，替儿子讨回公道，任亭亭顶着各方压力四处奔走。终于在去年11月，伊犁州奎屯市法院宣判了这起警务人员暴力逼供致人死亡的案件，八名伊犁的公安人员被判三年至13年有期徒刑。
随着案情披露，孙任泽死前面对的暴力、当地警方极其恶劣的刑讯逼供也被曝光，手段之残忍，让人看了背后发凉。
根据《财新》的报道，孙任泽自幼受宠爱，初中时当警察的父亲因公殉职，之后便不受管教。这名年轻人交友的圈子复杂，也有不少案底。即便如此，以这样的方式终结生命，还是让人震惊。
孙任泽案件的一个特殊背景，也在法庭审讯中被披露。孙任泽遭到刑讯逼供时，正值中国启动声势浩大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18年1月，为期三年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拉开帷幕，中央的督导组随后进驻各地。那段日子，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街上都经常可见扫黑除恶的标语。中国在这期间破获了一系列涉及黑恶势力的大案，包括轰动一时的云南昆明孙小果案、湖南怀化操场埋尸案等，让民众拍手称快。
这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扫黑除恶行动，也促使官方在后来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整顿，在政法系统揪出了一连串的“老虎苍蝇”。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上海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中共河南省政法委书记甘荣坤等，都在这场政法系统的刮骨疗毒中落马。中共高层以此净化了政治生态，维护了社会稳定，并巩固了基层的政权。
不过，运动式的扫黑除恶也引发不少争议，一些地方迫于工作指标和政治压力，出现拔高案件性质、扩大打击范围等问题。扫黑除恶也在一些基层被片面诠释，用来打压民众合理诉求，例如有地方把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为扫黑除恶的重点排查对象。
孙任泽的非正常死亡，也与当时扫黑除恶的高压环境有关。《财新》的报道披露，2018年扫黑除恶开始后，伊犁警方逮捕了当地一个名叫赵祥的商人，赵祥案被列为“伊犁扫黑除恶第一案”，由新疆公安厅挂牌督办。不过，由于赵祥案的审讯进展缓慢，为赵祥做事、曾牵扯到一起欠债人坠楼案的孙任泽被认定为突破口。
当地警方面对上级“一定要办成铁案”的压力，对孙任泽进行刑讯逼供，想方设法从他口中取得能够坐实赵祥涉及命案的供状。参与审讯的办案人员甚至还被施压，“拿不下孙任泽，你们就是他（黑社会）背后的保护伞”。巨大的扫黑除恶办案压力成为了刑讯逼供的推力，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
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司法体系里难以消除的顽疾，尤其在上级层层压任务、设指标时，侦查人员常常迫于完成任务，采取非法的办案手段。十几二十年前，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案件在中国经常见诸报端。这类案件在媒体报道后，往往受到舆论广泛关注，从而推动社会对这个司法问题的热烈讨论。
最近这些年，中国媒体报道这类案件越来越少。一方面，随着官方在中共十八后强调依法治国，推进刑事案件讯问过程全部录音录像等制度，查案人员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空间确实缩小了。这些年来官方也平反了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玉环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让外界看到迟来的法律正义和司法改革的进步。
但与此同时，中国媒体面对的舆论环境也在收紧，异地监督受限，媒体调查这类案件变得更难，《财新》关于孙任泽案的报道刊发后没多久就被下架。除了媒体报道的个别重大案件，外界无从知道还有多少未被揭发的冤假错案。当信息不流通、媒体监督的空间被压缩，不平案件难以公诸于世，要引起社会关注、推动司法领域的进一步改革也就更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