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推动，今天的许多技术可能不会存在。希腊前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悲观态度，使他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即“全世界人民仅有的一线希望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云端主义者和资本家宣战”。
阅读今年秋天精选的非虚构类新书，人们不禁想起叶芝在《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中富有先见之明的台词：“猎鹰听不到驯鹰人的声音；事情分崩离析；中心守不住。”随着自由国际秩序受到国内和全球挑战的困扰，自启蒙运动以来塑造西方社会经济格局的价值观，似乎正在衰落。西方知识分子语气阴郁地说，我们可能须要转向中国，寻找能够为我们的世界带来稳定的驯鹰人。
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的新书《新利维坦：自由主义之后的思想》（The New Leviathans: Thoughts After Liberalism）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90年代初期，格雷是西方最悲观的思想家之一，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胜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在1998年出版的《假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妄想》（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中，格雷认为，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会迎来福山等全球主义新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乌托邦式的“历史的终结”。在格雷看来，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启蒙运动的失败，而共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主要支柱。格雷预见到的，不是和谐的全球秩序，而是对稀缺自然资源的竞争不断升级。
在《新利维坦》中，他设想了一个多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敌对大国都有自己的“人类福祉概念”，必须达到某种生存方式。他认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多元主义，比之后的普遍主义的霍布斯式利维坦更加和谐和文明。但格雷并没有提供一条通往多极化的可行或和平的道路。如果发生这种转变，很可能是由一系列极端事件引发的。
格雷将我们目前的困境归咎于现代国家制度，而希腊前财政部长扬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则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资本所有者。瓦鲁法基斯在他的新书《技术封建主义：是什么扼杀了资本主义》（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中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像他父亲那一代人所希望的向社会主义发展，而是倒退到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寻租，而不是利润，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
这一论点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观察一致：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r>g），不平等就会加剧。随着世界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资本主义变异成技术封建统治阶级制度，在其中，瓦鲁法基斯称之为“云端主义者”（cloudalists）的统治阶级，利用对重要商品和服务的控制，从资本家、工人和消费者那里榨取租金。
这种技术封建秩序的缩影是“三大”资产管理公司，即贝莱德（BlackRock）、先锋集团（Vanguard）和道富银行（State Street），它们实际拥有着美国资本主义。2008年危机后，各国央行向金融体系注入数万亿美元的廉价资金，促进了它们的崛起，这使得少数大公司和亿万富翁能够进行前所未有的购物狂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央行行长们可能在无意中扼杀了它。
瓦鲁法基斯声称，“食利者资本主义”一词是矛盾的，因为资本主义是关于赚取利润，而不是榨取租金。但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语义上的狡辩。寻租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因为投资回报具有内在不确定性，因此在困难时期，财富所有者以高流动性形式持有资产的愿望，将永远占上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将这种欲望称为“流动性偏好”，并将经济衰退视为对流动性需求超过对利润追求的时期。
我们也熟悉这样一种观点，即西方经济体一直在“金融化”（从生产商品转向生产金融工具），而这是当代主要的租金榨取形式。至于这是否代表着制度的变化，因而须发明与“云端主义者”“附庸”（vassals）和“农奴”（serfs）相关的新词汇，目前尚无定论。
瓦鲁法基斯的术语，也存在掩盖技术活力的真正来源的风险。像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竞相追求利润的副产品。当利润被寻租所取代时，按照这种逻辑，技术创新的动力就消失了。
但是，这一解释忽视了国家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通过寻求军事霸权促进技术创新。例如，硅谷的创建可以追溯到五角大楼。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推动，今天的许多技术可能不会存在。此外，瓦鲁法基斯淡化了国际关系对部署这些技术的监管环境的影响。
瓦鲁法基斯不是卢德分子（Luddite，编按：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后指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他敦促年轻人为他所谓的“技术社会主义”（technosocialism）而奋斗。这一制度涉及“数码公域”（digital commons）的公共所有权，与1960年代南斯拉夫工人管理的市场社会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悲观态度，使他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即“全世界人民仅有的一线希望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云端主义者和资本家宣战”。
对西方未来的担忧，不应导致人们逃往东方，而应努力复兴西方民主管理资本主义的丰富传统。然而，这一努力需要知识分子持乐观态度，而不是悲观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