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笔者在工作时，时值北京奥运期间，大街小巷的咖啡店或餐饮场所，大都在露天电视中转播奥运赛事。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户外空地举办的传统戏曲表演，或是歌台演唱方言歌曲，让我体察到一个多数人来自闽粤移民后代，在这里所传承的文化。
今年的中元节即将来临，一方面，我也加入中元祭奠行列，那就是父亲前年10月23日去世，自此我在每年的特殊时点都要祭奠亡父，包括中元节，今年也不例外。在这时点，我突然想到去年的“3.21”中国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坠毁事件。
距离事发已过去470多天。若不是中元节的联想和基于对父亲的哀思，可能我的关注点也是在无休无止的俄乌战争；对自身而言，还有就是已过花甲之时的后续生活考量。
关于东航事件，事发时全球疫情依然肆虐，由于坠毁轨迹划出一个匪夷所思的线路，因此引发外界大量猜测和亡者亲人的质问。单从航迹而言，上述存疑的确值得考量。但最终结论，还是要等到破解两部黑闸子以后，才能有基本的判断和大致的推测。
前些年，美国驻华大使馆编撰、主要面向汉语读者的《美国文化》杂志里，曾经刊载过一篇名为《“空难调查组”揭开飞机失事之谜》的文章。由于本次失事飞机也是波音系列，空难发生后，也是由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空难调查组”负责。这篇文章所披露的信息，或许能帮到我们了解其中奥秘，有助于尽快知道真相。
文中作者肯尼思·丹福斯（Kennerth C.Danforth）评价“空难调查组”是“举世公认最优秀的空难调查组”。当然这是他的认知。在“3.21”空难最终结论出台之前，还有初步结论出台后，是否被中国东航和逝者亲属所接受，还当等待后续。
肯尼斯的文章对“空难调查组”的工作方式这样描述：“对于任何事故，调查的目标都是要确定‘可能的原因’。他们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极具权威的建议，俨如一项法令。在一般情况下，外国政府通常马上请求派遣这个调查组赶赴现场”——这次空难也不例外，但是不是东航的请求，而是波音应当履职派来人员协助。当然，两个黑匣子最终还是要波音公司负责破译，但Go-Teams（空难调查组）扮演何种角色，想必从肯尼思的文章中，也能一窥究竟。
首先看这个机构的属性：按肯尼思的描述，1972年以后，美国国家运输委员会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它“毫无畏惧、不偏不倚地指出谁要对事故负责。委员会在做结论时，从不考虑对政治、保险赔偿、飞行员的事业前途以及公司的股票会造成什么影响”。
再看调查手段：“安全委员会使用的设备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从可以把样本放大10万倍以上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到用来测量泥土断层和测量因飞机冲撞给树木留下的伤疤的皮尺，一应俱备”——这次东航空难，恰如肯尼思描述的手段里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坠入泥土且深入“泥土断层”和由于坠入森林导致“飞机冲撞给树木留下的伤疤”比比皆是。还有，“其他专家负责收集气象数据，分析飞机的各个系统和仪器，检查动力装置，推断地面与飞机之间的通讯……结构专家负责对飞机的结构和控制设备进行还原，收集事故资料，再加上其他种种资料，计算出飞机撞到地面时的角度”。
肯尼思这篇文章，让我们从一个专业人士口中，得以了解当空难发生后，只要是美国制造商制造的飞机，或被请求参与调查其他型号飞机的空难事故，美国国家运输委员会及旗下的“空难调查组”就会出动，“哪里有空难，他们就出现在那里，目的是要尽快发现导致失事的原因，以免重蹈覆辙”。
文章不仅详细介绍了空难调查组的人员构成、隶属关系，使用手段与借助工具，以及如何开展工作等等，文中列举的例子或许对“3.21”空难也有启发，原文如下：
“有时，驾驶舱录音机和飞行记录器的信息可以互为补充，这是任何记录器无法比拟的。比如，1987年8月16日，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架飞机在起飞时坠毁。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显示事故是由于机翼襟翼尚未伸展到正确位置。起初，这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襟翼的调定位置”，安全委员会工程服务处的负责人蒙蒂蒙哥马利说。
“然后，我们便开始听驾驶舱录音机里的录音，满以为它会传出‘襟翼’这一清晰的警告声。然而，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只听到‘失速’，并没有录音告知机组人员襟翼未放下”。——这段话，或者给“3.21”空难调查组以启示，那就是一定要“仔细搜寻失事飞机的有关人员和机械的各种线索”——当然，考虑事发地在中国，只要有中文对话出现，想必一定也有中国专家同行在破译现场协助。
对“3.21”空难的亲属而言，他们当然更希望所成立的调查组，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借助当下所具有、比本文刊出时又更现代化的调查手段，得出令人折服的结果——毕竟，有132名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连痕迹都难以辨别；而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会使其他人懂得如何避免铸成大错，从而挽救无数人的生命”。在包括中元节等特殊时点里，对亡者祭祀的追忆中，但愿“3.21”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这既是责任，也是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