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集团领袖机毁人亡，瞬间炸翻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分析矛头都指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瓦格纳两个月前未遂兵变的报复。睚眦必报是独裁者性格的共同点，对特务出身的普京，在侵乌战争进退不得的窘境下，更无法忍受一支不够忠心的精兵在身边，必须消灭随时能反扑自己的一切可能。
普京想象的帝国已经走在斜阳甬道里。有研究者指出，在他超过20年的统治期间，俄国经济结构变得更脆弱，依靠几乎挖掘不尽的天然资源维系国家的一切需要，却在发展越来越快的知识经济领域，和西方国家越拉越远。普京抗拒所谓的西方现代化之路，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西方国家一直想利用现代化的意识和工具，煽动人民对抗他的政权。与此同时，裙带关系与小圈子腐败政治，不断加大国家各方面的内部差距，社会上知识精英持续去国，寻找更公平的家园。
美国资深媒体人扎卡里亚指出，该怎么理解这一切还很难说，但至少可以说俄国不但正在输掉乌克兰战争，更大的问题是正在输掉整个21世纪。
100年前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曾经牵动世界无数饱含理想与救亡意识的青年人心。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落后于欧美的俄国和中国，读书人为“亡国”的忧虑而病急乱投医，借力源自西方的马克思理论和乌托邦等想象，构筑出各种各样的发展方向。革命者和夺权者则同时以这些想象，建构自己道德形象与正当性的平台，吸引广大无知民众的拥戴。
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教授最近在本地的演讲“近代中国的乌托邦冲动”很有启发性。晚清知识分子在民乱四起的时局里，朝廷对内无力维系社会，对外无力抗衡列强，支撑门面。知道社稷大厦之将倾，读书人最初是各自发挥，提出各种体制改革的想象，包括回归宗法，扩大家庭组织，建立义庄形成自治团体，以及建立类似后来社会主义集体生活的组织，或无政府主义的小社会。
十月革命的成功，更让很多中国人激动不已，历史记录显示，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在报纸上“日不绝书”，全社会极少数识字的人，乐于天天捧着报纸读给人民群众听，其间如何加油添醋，后人实在难以想象。由于完全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内部真相，以及如何运作，只听说是推翻了沙皇，送来了翻天覆地的新时代，无产阶级翻身的时候到了。于是很多人爱国的纯情与激情相激荡，在左右大潮之间做出冒险的选择。
说那是冒险的选择并不夸张，因为当时左右两派（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势力到后来旗鼓相当，彼此除了军事战场，也努力打认知战，也都有许许多多读书人参与其中，为彼此的理念争夺相对无知的社会大众人心。这些读书人根据自己的见识、理念与对国家民族的想象，帮助自己认可的阵营鼓与呼。后来的胜败当然不完全是认知战的结果，硬实力的战场更关键，如果要加入传统玄学的分析，那就是国运与天数了。
王汎森教授解释讲题之所以用“冲动”而不是乌托邦主义，因为那些延续了数十年，五花八门的著作和论述，并不是严谨的理论体系，而毋宁是一种冲动和激情下的立论。
当时读书人出于对国家社会陷入时代巨变困境中的焦虑，借力于最新传进来的各种知识，包括科学的“以太”学说，加上自己无限的想象，构思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不仅对政治和社会组成方式有想法，也提出包括婚姻制度、人种改良等等构想。最妙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还曾经很认真地讨论，是否修改婚姻制度为三年一约，不再一结定终身。
那是一个风气和脑洞都大开，仿佛一切可以推倒重来的大时代。读书人满脑子奇思妙想，有些现在看来几近疯狂，但他们都不怕被耻笑，反而各有拥趸，名流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极尽思绪飞扬之能事。例如从孩子在腹中开始，人生每个阶段都由国家管理负责，从胎教院到育婴院，病了有养病院，老了有养老院，死了就去火葬场，火葬场旁边就是肥料工厂，循环利用，一点都不浪费资源。
康有为还认为白种人与黄种人都很优秀，但如果都能成为白种人，前景就更好了。他的方法是通婚，经由通婚，黄种人100年下来就可以洗白；他还介绍另一个办法是吃半生的牛排，他相信那里面有强效增白剂。他还给非洲黑人漂白估算了时间线，大概是700年到1000年。
在如今听起来极度政治不正确的想法，当时中国著名的读书人都不怕宣之于口。很多人的心态大概都是“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瞿秋白语）。
无论肤色种族，普通人的理想概莫如是静好的岁月，安逸的一生。不幸处在国家民族的历史十字路口，必须见证甚至参与风云变色的恶浪，必是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身在浪涛里的人最该问的是，在巨变之后，民族的路是会更宽广，还是更狭窄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人走了大岔路，几代人折腾下来，不仅找不到乌托邦，还受困于和世界背离的阴影里。戈尔巴乔夫得不到足够呼应，甚至要背负骂名，恐怕是俄国人最该反思之处。如今怎么再赶上世界浩荡潮流，100年的教训回顾，够还是不够？
今人之视前人作为，每多惋惜慨叹。但今人该做些什么，使后人之视今，不再徒生怨叹，而是能引以为骄，感恩庆幸。这是大时代生存者最艰巨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