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纪录的高温、旱灾、风暴、洪水、热浪、林火……各种极端气候灾难席卷世界各大洲，带来巨大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对环境造成可怕的破坏——近月来报纸几乎天天都有这类触目惊心的大标题，电视也充斥着灾难电影般的骇人浩劫画面。
地球变暖加剧正在全世界引发越来越多的天灾，已是不争的事实。科学家证实，今年7月是史上最热月份，隶属欧盟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甚至指出，这段时期的气温，可能是几千年来人类史上未见的。
难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在7月27日忧心如焚地警告：全球暖化时代已经被取代，地球已进入“全球沸腾时代”了！
全球沸腾，听来可怕。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长远来说，全球面对的最具破坏力气候危机是海平面上升。应对海平面上升就如国防般重要，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只要海平面上升一米，我们就受到威胁。我们甚至无法像一些海岛有高地可退”。
一旦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架融化崩解，就如在已盛满的水杯里添加更多冰块般，全球海平面必会如溢出杯外的水，估计会上升七米。最新气候研究显示，南极洲西部阿蒙森海一片被称为“世界末日冰川”的思韦茨冰川（Thwaites Glacier），因底部和海床间出现比冰点高出2摄氏度的暖流，冰川下方已开始融化，一旦坍塌，全球海平面将上升65公分，同时会释放更多南极洲西部的其他主要冰体，加起来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两三米。
“百年千亿”大计非杞人忧天
无论是七米、两三米、甚至一米，海平面的上升都将带来巨大灾难，一旦发生，就是我们空前的天灾。它就像是悬在我们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威胁着我们。
其实，有关地球暖化最终将引发海平面上升的警告，并非始于今日，只是“于今尤烈”而已。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地球沸腾，因此只能独善其身，先保护好自己。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在绿色发展方面，尽一个国际公民的责任，没有在本分内做好节能减排、增加绿色资源等工作。
就像其他许多国际大课题一样，对抗气候变化、保护环境、自然保育这些原本朴实单纯的理想，也逃不过高度政治化的厄运、两极化的反应。
“始作俑者”是主要发达国家这些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它们迟迟未能积极行动，寻求解决之道，或者不愿承担较大的减排历史责任，一些保守或既得利益势力，甚至还对人类行为引发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持怀疑态度，或者明确拒绝无可置疑的证据。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他甚至在2019年宣布美国退出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环境民粹主义崛起
这些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弹，直接促成“环境民粹主义”（environmental populism）在欧洲的兴起。保护生态环境在欧洲迅速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气候正义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正义。环保极端分子的行动日益激烈，试图以激进甚至暴力的手段改变现状；而一些政党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也趁机介入炒作，迫使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以权宜之计回应他们的诉求。
澳大利亚政治学者比森（Mark Beeson）在2019年发表一篇文章《环境民粹主义拯救得了地球吗？》（Can environmental populism save the planet？）指出，在该年出现的“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就是这一运动的急先锋，它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成为一个全球现象。该组织定期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柏林等地组织“公民不服从”街头抗议运动。由于它在2019年连续11天的抗议行动，导致伦敦一些地区陷入瘫痪，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应对。
号称“气候活动家”的瑞典女中学生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发起的“星期五为未来”（Friday for Future）全球气候罢课运动，是环保民粹主义的另一个代表。它号召各国中小学生在每星期五罢课，参加环保抗议活动，甚至在2019年9月发起“全球气候大游行”，获得150多个国家、1000多个城市响应。这些抗议行动在冠病疫情流行的三年期间有所收敛，但疫情一过马上又恢复。今年1月，通贝里就到德国参加一项反对扩建煤矿场的示威，而遭短暂拘留；3月，她又到挪威财政部参加示威，反对该国在原住民土地建风力发电场，被抬离现场。
但这类环保激进主义行动是否真能发挥作用、解决实际问题？比森似乎不以为然，他认为气候激进分子也许能向政府施压，但要赢得普通选民支持，从而改变政策，没那么容易。
的确，激进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涉及全人类的气候变化问题，最终还是必须通过联合国气候大会这样的共同平台寻求解决方案。若是将合理的土地开发或经济发展，都视为对绿色环境与自然生态的侵害，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漠视社会整体利益和人民基本需求，这种极端的环保主义诉求是不会获得普遍支持的。
幸好这些源自欧洲的激进环保运动，并没有蔓延到我们这里，但不可否认的是，环保主义和自然保育意识，近年来也已在本地迅速膨胀。
枝节问题“过度协商”会增加成本
两年前的“杜佛森林”事件就是个明显例子。这片33公顷的树林并非我们继承自祖先的自然遗产，而本来就是在国家长期规划下准备作为发展用途的空地，却在“无心插柳”之下形成森林。但当政府宣布发展住宅计划时，即刻遭到自然保育团体和社运人士的强烈反对，在网上发起请愿，获得超过3万人响应。在社交媒体主导社会议程的今天，理性讨论的生态已经濒危，“一味保育”已成为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经过一番折腾和浪费不少时间之后，政府还是坚持原来的发展计划，只答应保留其中一部分。
这只是一个突出例子，现在每当政府要推行一些关系民生的建设或养殖计划，即使做了环境影响评估，即使不会对自然生态、尤其是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也往往会引来保育社群的诸多批评和要求，甚至“寸土必争”。最近提出的克兰芝水供回收厂和新生水厂重新发展计划，是一个最新例子。科学理性的环境评估肯定是必要的，但在枝节问题上的“过度协商”只会浪费宝贵时间，增加成本，拖延工程，造成机会成本的损失。
许多人突然将动物维权当作神圣使命，也是“深绿”的一种表现。
因此，水獭入侵民宅吃光锦鲤、猴子骚扰民居、住宅区的野鸡扰人清梦、乌鸦在路上袭人，野猪“越界”伤人等，每当受害或受威胁群体要求当局采取行动时，动物维权分子总会立即挺身为动物请命，却置人权于不顾，让当局左右为难。
自然保育意识的提高是件好事，人民对环保和自然生态的重视反映社会的进步，只会使国家更健康成长，让我们的环境更绿。但发展和保育之间必须维持理性和美妙的平衡，动物权和人权之间也应知所轻重，若只是独沽一味，唯绿是从，只追求单一的保育，却不考虑其他目标，那就未免本末倒置。
绿是好的，让人欢喜。但若绿过了头，使其他颜色暗淡无光，这个世界就不再缤纷多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