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西方流行着一种观点：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结束，它的国运已达峰（peak China），纸老虎现原形了。这里当然有妄想，有“险恶用心”和混淆视听者，但也不乏冷静的专家学者，包括《大西洋》《外交事务》《经济学人》等政治倾向明确但相对严谨的刊物，都发表过类似文章。有一本知名学者的书就叫做《过度扩张：中国是怎样让自己的和平崛起脱轨的》。西方许多人甚至因为中国的现领导层而弹冠相庆，认为它正在将中国带入死胡同，西方的国运好转了。目前，中国国内“大势不妙”的感觉也相当普遍。中国的国运真的在倒转吗？
讨论中国国运总是同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相联系。然而“崛起”“复兴”都很含糊，“中国梦”更如此。国运通常指由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和主客观条件影响和决定的国家发展态势。但中国的崛起发生在一个百年大变局的时代，又有它的特殊性须要把握。
百年大变局中把握国运
首先，中国的崛起发生在同其他国家有紧密联系的时代；它的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和其他国家的状况。其次，全球化发生逆转，所有的政治经济模式都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将人类社会引向后资本主义，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正有待开创。再次，世界正处在继古希腊罗马、中国的诸子百家和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三个轴心时代的开端。换言之，中国的国运不再只是本国的事情；中国必须开创、带领人类文明进入更高层次，才能真正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有各种优势条件，如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消费市场、丰富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地大物博、良好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教育科研体系、相当的技术水平、充裕的资本、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等等。这些决定了中国运气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是否能够真正崛起，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无法崛起或滑向衰落，都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积贫积弱，而是积弊积错。枚举其中的因素不那么悦耳，但远比唱赞歌重要。
这些因素可归为两大类：重启苏联模式机制带来的老问题，和成功发展造成的新问题。这些新老问题构成了影响国运的负面因素矩阵。本文仅将它们简单列出，今后在本专栏中再陆续一一做深入分析，以期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重启苏联崩溃的机制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的政治，无论是权力结构、组织形式还是意识形态，都没有从斯大林模式中脱胎换骨；党建也沿袭了旧模式。站在权力垄断的地位上，这个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会重新启动一些最终毁灭掉苏联的机制；从理论上讲，全面复辟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一点前总理温家宝看得很清楚，他在任内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警告，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就有可能丧失，文革也有可能重演。之后的中共在“不忘初心”的口号下，企图通过反腐，加强纪律、制度和理想信念等“新政”来遏制旧体制的弊病，但这些都没有超出苏联和毛泽东时代所采取的措施的范畴。但市场经济的诱惑远大于计划经济，种种旧弊病的回归和变本加厉就不奇怪了。
一、斯大林魔咒
包括集权、个人崇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阿谀奉承、假大空、干部特权、争宠告密等在近些年的回潮。就连“新政”重中之重的大规模、永久式的反腐，都没有实质进展：最近揭露出来的医疗卫生体系的腐败触目惊心，表明十多年的反腐制度建设形同虚设，腐败分子仍肆无忌惮。“为人民服务”信念压制不了集权体制造成的领导干部作威作福的诱惑；“唯上”造成了脱离群众的行为习惯。斯大林模式的根源除了列宁的先锋党外，还有沙俄专制的传统，这一点同中国很像。帝制中国也是等级森严、自上而下的牧羊似统治。这在农耕文明下可行，因为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异和创新很少很慢。“集中统一领导”和强调纪律、规矩、忠诚等，这一套在大变局的创新时代就有问题，因为支配它的是保守的权力意志。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让社会创造力最大限度迸发，而不是当“神州牧”。
解：突破先锋党模式，制度化“人民当家作主”。
二、意识形态错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无法指导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不仅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质疑物质的客观本质（如量子力学），甚至人类本身的进化前景。旧意识形态制约市场主体的发育，挑起阶级斗争，威胁社会稳定，也使改革陷入困境，无法彻底清算文革和其他左的错误。在它造成的长期左右之争中，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同时，又拿不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右派主张则脱离中国实际。结果是无谓的内耗，也使中国急需的全民共识无法产生。
解：重起炉灶，建立后资本主义理论体系。
三、国际环境恶化
新冷战如果只限于中美争霸，可以归因于中国的崛起，但如果产生了民主国家的统一阵线，起源就是对中国的性质的判断，而不只是利益之争。一旦牵涉理念和认同问题，就会使中西对峙长期化，为中国的崛起带来绵绵不断的困难和障碍。
解：以崭新的社会主义面貌出现于世。
四、领导力的退化
长期执政必然导致领导力退化——普京的乌克兰战争决策是最新的例子。伟大领袖模式同这个复杂的大变局时代相悖，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是全能的，压抑型领导人个性还会造成对整个社会活力的压抑。长期执政造成领导人脱离现实和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把自己包围在一批唯唯诺诺的助手中间，造成信息流失真和危局下的自我感觉良好。最高领导层须要不断的新鲜血液。这要靠更好的制度设计。
解：任期制，中共党内民主。
五、创新力的缺乏
这是苏联模式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先锋党的组织形式，使内部很难有真正创新的原动力，因为它强调的是纪律和对上级的忠诚。创新的引擎和活力永远不在政府一边。中共习惯性地将全社会的创造力都集中到政府里，即所谓“举国体制”。这个体制的成就是有限的、孤立的，民间创新才是无穷的。党组织的全覆盖也许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也会压抑社会。如何将中共的500万基层党组织，从上级的工具转化为创新的单元，是列宁党转型的关键。
解：放。
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除了要防止以上旧机制的重启拖累中国崛起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妨碍民族复兴大业。
一、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从自卑跳跃到自大，用自大来掩饰自卑，也是人性的特点。小有成就就回归天朝大国的心态、固步自封、自我膨胀，这些都会阻碍进步。这里的另一个人性陷阱是“我们”对“他们”的分群的斗争精神。自尊心强的人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民族自尊同理。忽略实力不足时的虚尊严，可以得到未来实力基础上的实尊严。
解：成熟社会，成熟公民
二、国际认同
国际身份政治的基础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精神层面上的认同。作为一个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摆脱异类的身份，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与其强调中国特色，不如强调人类的共同价值和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向失败了的、因违反人性而招人憎恨的旧社会主义回归，就必然得不到认同。“中国威胁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中国误读的基础上，但这种误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中共对自己身份定位的偏差，以至于将自己同苏联模式联系在一起。
解：普世价值。
三、增长模式转型
中国快速崛起的列车，在很大程度上是挂在美国的创新火车头上的。中国的创新企业：微博、微信、百度、阿里巴巴、滴滴出行、京东等等，模式都源自美国。美国强大的研发能力的产品（如苹果手机），到量产阶段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我们可称之为“狼狈为奸”模式：狈是一种前腿短而后腿长的动物，而狼的前腿长、后腿短。两者搭伙，取长补短，就能更好地完成狩猎活动。现在美国这双前腿没有了，中国的后腿能走路吗？美国长出自己的后腿（回收制造业）比较容易，因为高端制造业用工很少。中国要长出创新的前腿，就必须在制度、文化、权力结构上做出根本性改革。
解：学习美国。
四、躺平时代的来临
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消费就进入一个弹性区域。实际消费量可停留在最低线，也可接近最高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文化。但它对消费市场影响巨大，决定了经济是扩张还是收缩。东亚文化可以将这条线拉得很低，尤其是中国人口很大部分刚刚脱离贫困，温饱线远低于西方国家。日本“失去的30年”没有造成社会动荡，就是因为在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物质生产仍能维持老百姓满意的生活水平。这就使大批人能够采取躺平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职场内卷使许多普通人不想或没有能力参与竞争时。随着国家福利水平的提高，躺平越来越有吸引力。在中国，年轻人还有“啃老”这个选项。
解：创新社会主义。
矮子里面拔将军
目前中国的困难发生在世界各国都困难的大环境中，许多原因不在自身。也就是说，矮子里面拔将军，中国也能上去。但这是量而不是质的上去，可能既不是复兴也没能崛起——前清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鸦片战争前不久还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远高于目前美国的份额。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没能解决面临的难题，只有开拓前进。这方面中国有望走在前面，但这须要深度改革来革除旧体制的老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