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7日，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面，双方承诺就机遇“加强双多边磋商”的同时，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此前，梅洛尼曾表示意大利将不再续签“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称“没有一带一路也可维持良好的中意关系”。比梅洛尼更激进的是意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7月30日，克罗塞托称意大利四年前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是“即兴而糟糕的”。该言论遭到中方驳斥。
中意合作正经历转折。意大利是唯一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G7国家。作为历史古国，中意合作基础深厚，本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再现“罗马-长安”的繁荣盛况。那么，为何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政府执意退出“一带一路”？中意合作转折背后有哪些关键因素？对意大利的政治选择的分析宜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入手。
回归大西洋关系？极右翼政府的自证焦虑
从国家层面出发，意大利“退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巩固大西洋关系。结合意大利冷战后政治传统，欧洲关系、大西洋关系和地中海关系是该国外交的三大核心。其中，意大利中左翼政党更注重欧洲关系（即欧洲一体化事务），而中右翼政党更注重以意美关系为中心的大西洋关系。作为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党魁，梅洛尼显然延续了前任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的亲美路线，将大西洋关系置于议程前列。
从现实来看，梅洛尼政府的亲美选择有多因素支撑。党派身份上，冷战后（甚至二战后）意大利政坛不乏中右翼政党，然而极右翼政党登台仍是罕见现象。法西斯主义阴影加剧了该党派身份危机：意大利兄弟党一度与新法西斯主义者纠缠不清，而政党领袖梅洛尼儿时的偶像是墨索里尼。《纽约时报》7月27日发布评论，在移民、少数族裔及非政府组织等问题上，梅洛尼“不仅是本土主义者，而且有独裁倾向”。面对来自美国的价值观质疑，梅洛尼政府亟待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时机上，俄乌冲突的延续使得安全议题再度上升，意大利本国安全部门的声音一度盖过了经济部门（这也可以解释对华最激进的是意国防部长）。最后，意大利明年将成为G7轮值主席国，来自美国的支持将显著提升意大利在美联盟中的地位。
因此，不论是梅洛尼个人还是其领导的意大利极右翼政府，巩固对美关系均为优先项。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象征着对华关系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梅洛尼政府的政治筹码。
意大利转向背后：中欧合作空间窄化
意大利的选择是中欧合作空间窄化的缩影。2023年3月30日在墨卡托研究中心的演说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及对华“去风险”（de risk）；6月2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了“去风险”战略。尽管如某些研究认为的那样，欧盟对“去风险”的定义仍显模糊，但欧盟将在“可能造成安全风险的贸易和投资领域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中欧合作空间窄化症结在于“泛安全化”，表现为经济合作安全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化两方面。经济合作安全化更多是国家层面。例如，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在任期间，以安全为由阻止了中国多项收购计划；梅洛尼延续了这种做法，今年6月对中化集团提高对意大利倍耐力（Pirelli）集团的持股进行了国家干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化往往意味着欧盟作为整体出台战略。例如，7月13日举行的“欧盟-日本”峰会上，欧盟提及“减少对关键原材料和半导体供应商（多位于中国）的过度依赖”。作为上述两“安全化”的结果，欧洲国家开始寻求中国的替代，日韩澳新四国的重要性由此上升。
在“经济安全化”、“产业链重组”的背后，地缘政治回归和中美战略竞争是中欧合作空间窄化的两大主要原因。一方面，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事件导致并加剧了经济议题安全化，对俄能源依赖倒逼欧洲国家反思；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迫使欧洲国家选边站，欧洲国家在对华问题上形成分野，有评论甚至称“影响欧盟团结的最大风险来自西欧而非东欧”。此外，冠病疫情在客观上阻碍了中欧合作，影响了双方的合作收益。
值得警惕的是，欧洲“泛安全化”的风险是多重的，将对中欧合作乃至中欧关系产生危害。首先，虽然欧盟声称的对华“去风险”集中在经济领域，但随着合作范围的缩小，稳定双方关系的基础将进一步削弱，经济“去风险”终将服务于政治“去风险”。其次，“泛安全化”易被欧洲部分政客有意利用并夸大，或对中欧正常贸易构成障碍。如意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米歇尔·杰拉奇所言，“国际政治常被意大利官员当作国内政治的工具”。欧洲国家受制于俄乌冲突的短期威胁，却忽视了经济发展对国家实力的长远影响。最后，“泛安全化”目的在于“去风险”，归根结底是要重塑全球产业链，服务于美国对华围堵战略。
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唯一的G7国家，意大利的最终选择已被广泛讨论。然而，更应关注的是意大利选择背后的欧洲趋势。如何避免中欧经济合作被安全“绑架”？如何防止对华合作成为欧洲政客的筹码？这些显然是中欧合作的关键，值得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