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于2022年6月25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文，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并未引发公众关注。直到8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全文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新探》认为，明清国策并非“闭关锁国”，而是“自主限关”，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历史合理性。
一时间，改革开放终结、计划经济重启、中国“朝鲜化”、重新评价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文革等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有中国政治投机者公然主张民营经济退场、以“人民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也有海外人士炒作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即将终结的论调。双方政治动机虽相悖，但不约而同地从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读出了《新探》的弦外之音。
舆论漩涡之中，有人辩称“影射史学”不可取，过度解读无必要。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运动到1965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史论政早有先例。更何况《新探》并非就史论史，直言：“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人们不禁要问，中共二十大后，中国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新探》将“闭关锁国”一词的流行，归咎于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和对文革的反思，难免引发对改革开放终结和重新评价文革的联想。
《新探》横空出世之际，“大上海保卫战”宣告胜利，“动态清零”步履艰难，当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设定5.5%的经济增长目标，笃定无法完成，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种种因素都将《新探》推上风口浪尖。进入第四季度，疫情形势急转直下，结束动态清零却遥遥无期，酿成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规模罕见的反政府集会示威游行“白纸运动”。刻骨铭心的2022年，最终在“全面放开”和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经济记录中，仓促结束。
2023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强调现在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走这条路的”，引发“脱稿发声”还是“传递信号”的猜测。3月13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中外记者会时说：“去年有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虽未点名哪些议论是不正确的、哪些人发起了不正确的议论，但“不正确”的定性，已含示警意味。次日，新华社刊发近两万字的长篇特稿《习近平：众望所归引领中国新征程》，披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月派出一名副总理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告知世界中国搞计划经济是根本不可能的”，终结此前关于刘鹤言论的争议。
有识者应发出经得起检验声音
4月12日，习近平在广州考察时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长久不变，永远不会自己关上开放的大门”。此番不会“自己关门”说，似在针对“自主限关”论，稳定外界预期。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民营经济31条”。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征集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问题线索的公告》。8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一系列文件密集发布，旨在重振市场信心。
这场“自主限关”论风波，绵延一年之久，当适可而止，但启示深远。
如何评价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政治经济形态，历来都是一个重大政治命题，而非纯粹史学问题。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无疑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autarky），中国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现代化成就，都建立在对这种经济体制的全盘否定之上。虚化掏空这一点，不啻为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新加坡河畔有座莱佛士雕像，至今还偶尔会纪念1819年莱佛士登陆。日本则每年举办黑船祭，庆祝1853年黑船事件（编按：美国军舰强行开入江户湾，打开日本国门的历史事件）。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遭遇的内外动荡，扭曲了现代化的正常轨迹，是历史悲剧。“九二南巡”期间，邓小平点名新加坡和日本为中国的追赶目标，以一句“要发达起来，穷了几千年，是时候了，不能等了”，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指明了根本方向。在“自主限关”这种方向性的政治错误面前，关心中国与亚洲前途的有识之士，理当发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