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现在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期。关键中的关键是处理好与老大的关系。应对老大的打压有两条路线可选：强硬或缓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概率是强硬派胜出，因为它有民族自尊心的支撑，有民族主义的群众基础，最终还会形成窒息所有不同意见的政治正确。历史也告诉我们，这条路线的结果是，崛起国往往过高估价自己的力量，过早向霸权国发起挑战，最终遭到失败。
两条路线的支持者都遗漏了一些重要因素。中国的崛起尤其如此，因为它在近代是史无前例的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须要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更多更广，也因为在今天的国际大环境中，大国崛起的内涵与以往不同了。
大国崛起的内涵变了
强大未必能崛起。第一是硬实力不灵了，第二是崛起必须是超越型的。前者是由国际社会状况决定，后者则由中国异质文明崛起的特殊性决定。
二战以来没有一个小国、弱国被武力吞并。伊拉克企图吞并科威特和俄罗斯企图“解放”乌克兰，都因遭遇国际社会强烈反弹而失败。战后到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的76年里，美国只有五年没有直接参战打仗，撤军阿富汗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中国军事围堵。它打了71年仗，没有一仗打胜过——这还是一个盟国众多、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的超级大国。现代战争没有赢者，即使在战场上惨胜，本国的生命、财产、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都会是一片废墟，数十年恢复不过来。
在后武力时代，大国是否能崛起，是由它的综合水平决定；低水平的国家不可能崛起。中国要真正和平崛起，就必须带领人类文明上一个台阶，超越当代文明的最高水平——西方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同现代化紧密相联，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年轻一代的价值观都更接近自由主义，包括中国。所谓普世价值并非西方专利，反普世价值就会将自己放在多数国家中产阶级的对立面，使自己很容易被妖魔化。中共2013年开始大张旗鼓地反普世价值，是个错误；错的不是它针对西方精英将自由主义武器化、用来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而是没能拿出一套更有力的理论来替代或超越，采取了封杀、压制和洗脑这种简单、粗暴、低水平的办法，无意中在国外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邪恶势力”崛起的形象。
对于主流文明，和它对抗就是自贬。自由主义也能够被超越，因为它自身有不少缺陷，无法应付人类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超越就是解决它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有软实力、减少崛起路上的阻力。
别忘了人性还在作祟
强硬派之所以屡占上风，是因为它掉入人性的陷阱，使人们感觉舒服、自然。在人类文明进化中，一些动物本性逐步被理智压抑，但并没有根除，它们还在潜意识中支配着国民的情绪和选择。怎样避免人性的陷阱并巧妙利用它的特点来达成目的，是外交艺术经常忽视的。
人类脱离动物界不久，仍带着动物的一些本能，例如领地意识。这个本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对私有财产的独占欲，但从国与国之间对领土毫不妥协的态度和夹带的民族主义激情中，不难发现它的踪迹。领土纠纷难解决就是因为它是由本能驱动的，往往与所涉领土的价值无关。日本在二战中的领土扩张没有达到目的不说，还被打回了原形。二战后，它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中，靠经贸交往得到它在战争中没有得到的东西。领土相对于人的本性是神圣的，但对国家利益并不一定如此。
国际关系中不光有利益，还有身份认同问题。在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大环境下，崛起的异质文明大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一个敌对或是不友好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的基础，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精神上面的认同。虽然民主国家平时相互矛盾摩擦很多，但一旦共同面临一个陌生事物崛起，它们就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中国目前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
妖魔化对方是身份政治的标志，它一旦成形就有自己的生命，启动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现在在华盛顿甚至在美国的一些学术象牙塔里，很少有人敢公开讲中国的好话。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恭维美国也会被“人肉”。近些年来中共还是中共，并无太大变化，但它在民主国家民调中的形象却屡创新低，这就是动态妖魔化的结果——你的一切，无论好的坏的都被用“坏人”的眼光审视，干了好事也被认为是居心叵测。
国与国之间总是因不平而鸣，要与对方较真谁对谁错，却发现对方总玩双标，弄得自己一肚子气，于是也妖魔化对方，这是非常符合人性的反应，也是得民心的选择。在爱国主义热浪下，多数领导人都会顺随民情，品质恶劣的领导人还会煽动民情来达到自己目的。身份政治的语言是我们对他们，而且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蛋。这里没有讲道理的余地，同中共政治中的划线站队是一个逻辑。纠缠是非曲直就容易掉入人性陷阱，进入猜疑链和相互妖魔化的恶性循环，那样就离战争不远了。战狼外交的本意不是要蛮横不讲理，而是想义正词严地反驳西方偏见、谬论和双标——是讲理，所以难有结果。
虽然武力不灵，但动粗的冲动仍在潜意识中暗流涌动。它在动物群中是争阿尔法公兽的地位，在街头帮派中是争黑老大地位，在国际关系上则是争夺霸权。电影《教父》的魅力长盛不衰，因为它是人性的写照，黑手党的行为方式和准则更符合原生态人性。动物界的王位争夺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人类只不过更加虚伪复杂而已。
国与国之间虽然有了国际法、国际组织、行为准则等等，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人性，让人变得文质彬彬、温良恭谦让。蛮力不像以前那样管用，是因为世事变得复杂，但国际关系中的最深层仍是丛林法则。深藏的本性的爆发，可以一夜间就把辛辛苦苦几十载才建立起来的文明大厦颠覆，就像全球化在数年间就反转倒退、分崩离析那样。
美国常讲要从实力地位来同中国打交道。中国走强硬路线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它拼比综合实力的对象不仅仅是美国，而是包括整个西方再加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阵营。它们的综合实力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中国。同以往崛起的大国一样，中国也易犯雄心过大，揽下力不从心、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的错误。尽管有“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仍占全世界的40%（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3.2%（中国是15%）。它们一致行动，就有可能让中国的复兴大业脱轨。
两条路线之外
所以，在制定和平崛起的长远战略时，无论是强硬路线还是缓兵路线，都应该将一些通常被忽视的因素纳入等式。强硬未必必败，关键看是否强硬得有智慧。最基本的事实是没有国家愿意同中国打仗，但武力胁迫的冲动仍在。中国发展军力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吓阻这种本能；过多了不仅没用，还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
中国有了实力后怎样用，对多数国家来说是个未知数，这是中国威胁论的根源。从毛泽东以来的历代领导人都发誓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不搞殖民主义。很真诚但也徒劳，因为当代领导人无法控制未来领导人怎么想、怎么做，也无法控制未来的民意。将来有了实力，选择多了，想法也会因之而变，而人性到那时仍然在起作用。
对未来世界的愿景，自己在其中打算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与当今的主流国家和意识形态相处——它们将长期存在，这些都应有具体的考量和交代，不能一个“不称霸”了事。其次，诚实检讨并判断自己是否有超越当代文明最高水平的能力。水平不够就应该韬光养晦，努力提高，为将来的超越打基础。但这种判断不能一厢情愿——高估自己也是人的本性，必须是外来的、客观的。
应对身份政治，第一步应该是消除陌生感，争取理解和认同，第二步才是展示自己制度的优越性。秩序颠倒了就会把情况搞糟，因为制度优越性都是相对的，有优点就必然有缺点。如果对方的价值观将你的缺点摆在优先地位，他们就会盯住你的缺点而无视你的优点，因为你的优点对他们没有好处，而你的缺点则形成对他们的威胁。
消除陌生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强调人类共同价值，以达到与他国人民的沟通、得到认同和共情，使自己不再被视为异类，而不是一上来就宣称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更高明。另一种是尽力改进和消除自己的制度、政策和做法中，引起众多国家人民反感的地方，而不是以大国的尊严、特色或不干涉内政为由，拒绝批评。
消除陌生感就削弱了身份政治的基础。这不是为了讨好他人，而是为了超越而提高自己。没有超越就无法崛起，这就要求中国在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平等、公平正义、透明和健康的公民社会等方面，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优越的民主形式，能够让老百姓有切身体会；更有决策、执行、应变和长期规划的能力；更能够凝聚民心，取得共识，形成统一意志，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弱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