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战略是习近平于2020年11月在视察东部沿海地区，看到许多工厂因国外供应链被疫情阻断，不得不停工停产时提出来的。最近他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时说，这是为了在其他国家切断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时，中国经济仍可以运转。这同一些国家的“去风险”（de-risk）逻辑相同。但作为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意义远不止此。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社会主义还远远没有，双循环可为中国提供探索的空间。但如果不刻意努力，即便有了这个空间，中国仍有可能关起门来继续搞资本主义内卷，或者倒退回旧社会主义。
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前景
目前的中国经济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虽然被视为异类而受到西方的打压，但中国面对的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增长乏力、市场疲软、就业、债务、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化等，而且应对办法也一样。资本主义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让马克思惊叹不已，但他有理由不看好资本主义的前景，而这些理由都在中国出现了。
刺激消费、扩大生产、无限增长，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既有悖于自然环境的规律，也不符合人的本性。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遵循的是循环逻辑下的再平衡，而资本主义生产则呈线形无限扩张，结果是资源环境的退化和气候变化。物质生活水平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来自精神方面，这是心理学研究反复证实了的。但资本主义常态，是物质生产几乎消耗掉人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而且生产节奏越来越快，对经济社会的冲击越来越剧烈，对雇员的压力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导致心理疾病蔓延和社会戾气弥漫。
市场交易以稀缺为前提，因而人为地制造短缺，也成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手段，这是资本主义在物质财富极丰盛中却持续贫困的根源。当代资本主义的增长，是通过提前消费来实现的。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信贷造成金融混乱和债台高筑，但借贷水平不可能永久维持高速增长，债务驱动型增长终将走向终结。为了创造就业，各国都拼命刺激经济，但资本主义推动下的新技术革命，正在使经济和就业增长脱钩。
在人工智能（AI）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工作岗位，无论从数量、质量、形态、收入和稳定性上，都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大批人沦为毫无保障的“自由职业者”，靠零工、短工甚至啃老为生；新技术革命下的产业升级不可能带动全民的职业升级，只能带来极端精英化和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行业充斥死胡同工作（dead-end job），工作强度和时间加大，升职无望，收入和福利不断受到下行的压力。中等收入陷阱对许多人来说非常真实，下一步很可能就是日本作家三浦展笔下的《下流社会》，即中产阶级向下层流动，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很常见。面对这种形势，不婚不育、消极躺平是理性选择。它造成的消费不振，可使社会逐渐进入日本作家大前研一笔下的《低欲望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增长”这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也不灵了。
这些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另辟蹊径，找到解决办法，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双循环可以为这种探索开辟空间，如火如荼的新技术革命则为此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后资本主义的高技术基础
知识经济有几个突出特点：它是创新经济，生产成本趋零，市场定价主观，有普遍的外溢性；它附着在摩尔定律上呈指数级增长，边际效应递增；人工的逐渐淡出会造成职场和工作性质的巨变等等（参见《知识经济的社会主义含义》，本报2020年9月15日言论版）。这些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物质、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以及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即摆脱物质匮乏后，选择生活方式的空前自由和个性解放。比如全民基本收入（UBI）在新技术革命下的现实性，和它给人带来的自由和选项。这意味着人类不再受生物进化法则（如“民以食为天”或“It’s the economy, stupid!”）的束缚，进入一个全新的未知境界。
这里要补充几点。一是当AI在人类越来越细化的专业分工技能上全面超越人类时，通才将代替专才成为人生的追求，人们更希望成为“文艺复兴式通才”（Renaissance Man）而不是很容易被市场变化淘汰的专才，因为通才比专才的生活更有自主性，因而也更有意义。另一点是，在生产方式的演变进化中，传统的科层化企业组织形态会逐渐被扁平的网络化形态取代。科斯公理（Coase Theorem）认为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减少交易成本，但科斯式企业组织包含了另一种成本——人力资源的低效组合。这是因为企业只能将它所能够雇用到的人才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地域组合，而新技术革命下的网络，在理论上可以将全世界合适的人才组合在一起，不仅更加有效，而且还节约了科层管理的费用。再一点是，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将会和地球生物圈的运行规律有机结合，将后者纳为它的组成部分，从而大大扩展生产的概念。
从双循环到双层经济
以上推论对探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启示意义是：首先，中国想在建立公平正义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上引领世界潮流，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同已经走入死胡同的资本主义体系，有选择性地脱钩，避免中国的发展也完全陷入它的逻辑。其次，过去40余年中国创造的生产能力，足够提供所有公民基本生活，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造成产能无法充分发挥，和产品无法周转到有需求的人手中。社会主义就是要结束资本法则的统治，解放生产力，解放人民，建立起不用外延式经济增长，也能提高和维持良好生活水平的机制，使人民有安全感、归属感，生命有意义，有精神境界的追求。
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也很清楚：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并改进它的健康状况；全面发挥已有的产能，以便彻底告别贫困和短缺；人民生计不再受市场起伏的折腾；政府也不再为那些永无止境的困难和问题疲于奔命：对冲经济周期、创造就业、平衡贸易和预算、扶贫救困、应付通胀和通缩、提供足够的健康和养老服务、反腐维稳、抑制贫富两极化等等。
梳理好历史发展的逻辑、建立起面对未来的分析框架后，就比较容易突破旧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左右两边的惯性思维，真正进行探索和开创。这种探索应该完全是开放式的，没有任何禁忌和教条束缚。但根据上面的分析，有一点很清楚：大规模长时期的集权，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压抑下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会犯颠覆性错误，也与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背道而驰。整治放权让利下的乱象，应该是塑造更健康的行为主体，并营造他们之间良性互动的环境，而不是企图靠集权来指挥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这样做是愚蠢的，会毁掉民族复兴大业。
除此之外，可以脑洞大开，设想各种办法将民生的基本盘稳定下来。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主要来自市场的动荡，这就须要将基础供应从市场移出，比如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将一些基础性大宗供应品，如粮棉、住房、医疗卫生、交通和网络等基础设施、能源和矿产、材料和某些重工业等，退出市场循环。这些基础产品的人均消费量相当稳定或可测，容易规划生产，在AI后燃加力的生产力下，保证供应应该不成问题，而且AI下的自动化生产，基本不存在积极性不足的问题，这就绕过了旧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这个基本盘稳定下来了，就能够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使人们无后顾之忧地创新创造，追求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和事业。
还应该大力发展网上和地方合作经济，鼓励地区性试验货币社区，以突破中央货币不足造成的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使一些日用品尽量实现本地供应。这样不仅有助于稳定经济，还能让与日俱增、没有传统意义上工作的人群，能有权参与经济活动，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做而不至荒废人生，也扩大了“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建设社会主义或其他模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各样的网上和地域合作经济、社区货币，在许多国家都有广泛的试验，但中国的集权体制造成自下而上的创新不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得粗笨、单调、缺少人情味。
这样，双循环中的内循环就分为两层，可以兼顾稳定、活力和生活意义。基础供应之外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完全市场化，继续发挥资本主义优势。发明创造中涌现的新产业，一旦达到可以很容易集中操作的规模和自动化程度，就可以并入基础供应，成为民生安全稳定的一部分，由政府、其他公民意志组合或非营利组织接管，转为UBI产品，面向全体居民供应。这种双循环下的双层经济构想，只是一种可能方案。但它比目前的体制更具社会主义性质，有克服资本主义顽疾的针对性。有了类似的大胆探索，中国才可望在引领世界走向后资本主义、建立人类文明新形态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