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这是法国报章《费加罗报》在报头的座右铭。创立于1825年的《费加罗报》，取名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政治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座右铭来自最后一幕。这句话能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包括新闻自由的本质、言论自由的意义、报章编辑权的独立性，乃至做人的良知。
座右铭的意思很清楚，任何对公权力的支持与肯定，必须建立在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上，否则就沦为片面的歌功颂德而为人所不齿。
政府不会借由拨款资助来影响编辑决策的独立自主，因为这将危及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导致产品缺乏公信力而被读者忽视。在遇到看法与政府不一致的时候，本地媒体会撰写评论，表达不同的观点。
在社交媒体当道，公共舆论广场“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乱世。因为社媒鱼龙混杂，各种信息真假难辨，加上人工智能进步神速，以假乱真的效果越来越强，对比之下，传统主流媒体的中流砥柱角色愈发重要。因为传统媒体的作业方式，强调信息的查证核实、后端的层层把关，过滤虚假或片面信息的能力，怎么说都比争分夺秒追求流量的网络媒体，乃至单枪匹马、缺乏资源的自媒体强很多。所以在今天，“报纸有报”这句话背后的含金量，反而吊诡地增加了。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民众对于政府资助本地主流媒体，会否削弱媒体独立性和公信力的担忧，不是全没道理。况且，对传统媒体信任度下滑，又似乎是国际普遍现象。
2022年2月的调查显示，在4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在多数时候信任媒体新闻的成年人占比，只有11个在50%或以上，众多成熟民主体制的超过半数民众，都不信任当地媒体的报道，其中民主老大哥美国居然敬陪末座，仅有26%；低于30%的包括法国、希腊、台湾等；低于40%的有马来西亚、意大利、英国、西班牙、韩国等；低于50%的有瑞士、日本、新加坡（43%）、加拿大、香港、澳大利亚等。
另一个调查或许说明了一些问题。国际咨询公司爱德曼（Edelman）2022年发布的年度信任度调查（Trust Barometer），总结出10个观察点，第一个就是“不信任”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情绪，高达64%的人认为，人们无法善意理性地辩论分歧。其他相关的观察点还包括48%认为政府是导致分歧的祸首，认为是媒体的有46%；新闻来源面对信任问题，59%信任搜索引擎结果、56%信任传统媒体，信任自媒体的只有37%；76%表示担心假新闻横行，为历来最高值；对既有民主体制的信任面临崩塌危机，超过半数人认为，自己和家庭在未来五年的生活不会改善；由此导致恐惧感上升，85%担心失业、75%担心气候变化……
这似乎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制度性危机，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民众，越来越不相信精英阶层跟自己有共同利益，并且会秉公治理，所以导致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兴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断指控代表传统精英的主流媒体是“人民公敌”，而美国主流媒体对他难掩的敌意，似乎又印证了自称代表草根利益的特朗普的指控，如此恶性循环，伊于胡底。
这种迹象在本地正蠢蠢欲动。民粹主义的特征之一，表现在不信任外人的排外情绪，新移民课题因此是近些年挥之不去的争议，一有任何芝麻绿豆的相关事件发生，就容易牵动强烈情绪。值得庆幸的是，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在疫情后不降反升，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除了应对疫情表现得当，政府与主流媒体的精致平衡关系，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民众十分清醒，一旦主流媒体沦为喉舌，失去公信力，自然就会遭到唾弃。这在社媒提供及时和另类消息来源的竞争环境里，公众的认知必然更为四分五裂，互信势必进一步弱化，最终是共输的结局。基于这个最基本而正确的认知，确保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无疑符合国家和政府的最大利益。当然，这种精致的平衡关系是动态的，背后也充满张力，更需要政府和媒体之间保持一定的互信。
体现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方式之一，就在于当媒体跟政府意见不同时，会撰写评论，表达不同的观点。这正是《费加罗报》座右铭的真谛，毕竟没有任何人能掌握全部真理，允许异议，才有纠错进步的可能。
美国财经记者苏洛维奇（James Michael Surowiecki）2004年出版的《群体的智慧：为何多数人比少数人聪明，以及如何让个人、团队、企业与社会变得更聪明》所阐述的道理，在约20年后的社媒时代，仍有参考意义。
社媒推波助澜的假信息毋庸置疑伤害公共互信，但社媒所提供的自由表达空间，也让操控主流媒体所导致的公信力流失，代价更大，得不偿失。维护主流媒体的独立性且反复展现于众，因而才是最有智慧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