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过三代的观念源自中国，但在其他文化里也不乏类似经验总结。有美国人形象地描述这个过程：曾祖父走路三小时去工作——祖父走路半小时去工作——爸爸开车去工作——儿子开名车去工作——孙子走路去工作。
无论说的是几代，都是人们感慨于“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唱词）的变迁。几十年间一个家族的命运，够长命的外人是看得清的，因而中国文学特别多类似的感触或者嘲讽。
然而中国家族企业衰败的快速还是令人怵目，无法像日本那样绵延百年千年，最重要原因是王朝兴替过于频繁，200多年一个朝代，恰是一个家族企业从起步到衰败三四代人之间的事。
在皇权制度下，一朝天子一朝臣，企业经营再成功，对官场的笼络、巴结、攀附，很容易在官场和权势逆转后祸及家门与事业。这种灾难甚至根本不必等三代，创业者有生之年就可能经历一切。清代徽商代表、在杭州发达的晚清首富胡雪岩就是一例，下场是“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同为清代以盐业和金融业称霸中国商界的晋商，哪怕比华尔街早上100年发展出山西金融中心，仍不能免于变成历史灰烬的命运。当然，后来的共产化历程，也是许多企业彻底失去活力的原因。这同样是朝代更替的结果。
除了政治因素，人性因素也是企业衰败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家族企业，如果枝繁叶茂却不团结，或继承者才德不够，都足以败家业。
现代中国由于全面共产化的历史，百年以上企业极少。相对地，日本有3万3000家以上（另说2万5000家和10万家）的百年企业，1300家以上的300年企业，和至少七家超过千年的企业，其中木造建筑业的金刚组、生花及茶道教学业的池坊花道会都超过1400年；旅馆业的庆云馆、古man、善吾楼都超过1300年。
另外，佛具用品业的田中伊雅和旅馆业的佐勘，也都超过千年。在欧洲，延续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公司商号也不在少数。
东西方都有很多人探究日本企业的长寿秘方，日本学者野村进著作《一千年的志气：永不衰竭的企业竞争力》简单总结了几个共同点。
一、允许家族以外优秀人才出任经营者，甚至绝不任人唯亲；二、迅速应对时代变化，包括增设部门涉足新业务，创造新产品；三、不抛弃创业之初的祖业，哪怕已经不是主要盈利来源；四、保留家训之类的历史并且继续遵行。后两者是企业之所以绵延千百年仍被视为同一家的灵魂。
野村进访问了19家百年以上老店，总结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教训。创新而长寿的结果就是：做酱油的会从酿造技术研发出自动除羊毛的药剂，开钱庄的变成手机来电震动功能的零件商，做金箔的也做出了面膜。
因此，所谓几百年老店绝不是一成不变，不变的主要是祖业或说原始业务的传承，当然也包括名称，以及创业者积累下来的精神遗产。
谈富不过三代的原因，总是容易聚焦在家族教育、人才培养、匠人精神、团结与否等等；其实更重要的，却是企业之外的政治体制对企业和个人的干扰。
从日本和欧洲长寿企业和家族的命运可知，企业发展最大的敌人，是一个缺乏制衡、生杀予夺的政治体制，它足以破坏一个国家的企业生态、创业精神乃至经济活力和秩序，导致很多人财富传不过三代。当然，今时今日，全球企业家和富人都懂得自由流动，一个地方的政治体系不行就移居别处，至少能免于人财两失的祸殃。
企业和个人要面对能否延续的问题，国家和体制也是。
国家当然比企业复杂得多，特别是民主国家，政治人物要照顾很多方面的利益平衡。从各种言论就可以看出，治国一点都不是烹小鲜那么简单，关键是有没有放入心思去治理，用符合常识的理性，以现实为依据，作长远的思考。
如果政治人物想的都是自己和同党的利益，把国家私有化如帝王政治，把人民当肉票如极权领袖，这对所有富人都是祸患，对希望努力致富的有志国民都是伤害。一叶落而知秋至，富人逃而知政苛，此之谓也。
但在传承方面，国家和企业也有共同点。以日本企业的经验来说，那就是尽可能选出贤能者治理，不断跟着时代或市场变通经营手法，在政策上推陈出新（如产品）满足人民和国家发展的需要；但与此同时，时时牢记国家存在的目的，国家建设的初衷，以及国家权力的来源。
另外，其他日本研究的结论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主（人民）把企业（国家）世代相传的强烈愿望，不让企业在艰困中走上结束的命运。
政治的核心是为了人民福祉，为人民福祉该做的事，有些是政府要干预，有些则要放手。随着时局变化，要做各种调节。那么复杂的事，肯定要广泛了解民意民情才能理出脉络，不能一拍脑门想当然耳。
长寿的企业经营必定能靠着理性为自己创造利润，为社会制造就业，也为国家增添财富；良好的政治则能反过来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经营环境，也为人民创造发挥潜能的空间。
富不过三代的理由，细究可能千百般；传承千百年的理由也远超过上述几个，但决定性条件是人和企业身处的政治环境不能太坏。
国家能不能富过三代，更是与政治绝对相关。
一代人而由富返贫的国家，当世不胜枚举；三代而返贫，从一家到一国，也不罕见。只不过碰上返贫的大时代，富人可以跑，穷人可以溜，国家败坏了，该找谁问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