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在这慎终追远的季节，跟周边人的谈资难免聊到生死大事。大家都感觉到一种普遍趋势，不少人关于后事的安排，似乎都希望火化之后海葬，一撒了之，不怎么在乎后人是否会祭拜。这跟传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念，显然大异其趣。
为何如此？背后的原因相信十分复杂，不易以偏概全，但其中合乎逻辑的推论之一，是他们不再相信有来世。这完全是西方世俗主义的想法，认为两腿一蹬，就是人生终点，没有天堂和地狱，也就无须为之瞎操心。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念不无洒脱的一面，就是积极地过好这一世，无愧于己。当然，不怕下地狱，也可能导致和尚打伞的肆无忌惮心态，胡作非为，无惧报应。
从华人的历史观察，这或许跟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崇“赛先生”的科学主义密切相关。至今，“不科学”仍然是一句骂人的重话。信仰科学，在庸俗的科学主义层面，就意味着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都视而不见，一概否定。“现代”的中国人把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因为X光机找不到奇经八脉，而视同为吃血馒头的巫术，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然科学系统知识19世纪在西方的兴盛，同样动摇了立足于上帝信仰的文明根基。德国大哲尼采在1885年宣告“上帝死了！上帝永远死了！ 而且是我们把他杀死了！”并且准确地预言了严重的后果：“随之而来的将是无尽的黑夜？……谁可以拭去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样的水才能将我们洗净？我们必须发明怎么样的赎罪庆典和神圣戏剧？”
在尼采发出预言29年后的1914年，西方人用工业化的高效科学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屠杀近1000万士兵；在1918年一战结束的29年后，被视为冲突下半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又用更先进高效的科学方式，屠杀1800万士兵，这次更有1800万平民陪葬。
上帝死亡后的一战，开启了终结欧洲基督教文明称霸全球的进程。失去上帝信仰的西方文明，也结出了两颗极权主义的恶果。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动员全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协调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另有500万斯拉夫人、身心残障者、同性恋者、共产党人等遇害。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苏联，则通过数次政治大清洗、古拉格集中营、少数民族强制迁徙、乌克兰大饥荒等，杀害1500万至2000万不等的平民。
尽管科学杀死了上帝，却杀不死人类对神的本能渴望。虽然从文字出现以来计算，有记录的宗教历史超过5000年，但考古发掘的陪葬品却发现，人类的宗教需求在1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心理学家认为，人是追寻意义的动物，宇宙万物乃至人自身存在的意义，都导致人类必须通过宗教信仰来获得解释与满足。
一方面，这种宗教情怀促成了伦理意识和道德感，另一方面，若安顿不当，则会催生人性残酷的阴暗面。当正当的宗教心灵需求得不到满足，一如尼采所观察的自然科学崛起，冲击传统信仰的19世纪，人类就自然往他处寻求替代品。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政治信仰，就获得了类似宗教的地位。
成立于2004年的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2007年开始调查美国人的信仰状态。当年自认为基督徒的美国人占78%，自认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占16%。最近的一次调查在2021年，这两组数字分别是63%和29%，显示美国社会世俗化的发展势不可挡。
虽然未必有直接对应的因果关系，美国社会的政治撕裂在同一时期也呈现激化的现象。民主及共和两党在越来越多的课题上南辕北辙，而且越发相持不下，促使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创造出“否决政治”（Vetocracy）这一政治学概念，来形容这种为反对而反对，完全不讲道理的现象。一如信仰往往不可妥协，一旦政治取代了宗教信仰，民主协商所需的各让一步精神便无容身之处。
中国强势政府贯彻政教分离原则，强调世俗的共同价值观，“否决政治”并没有在这里发病。然而，不时发生的青少年因接触网上极端主义宣传而自我激进化的案例，以及网络舆论在各种公共课题上楚河汉界的对立现象，还是值得社会警惕。
当然，这并非说教徒就高人一等。有些人见庙才拜，平时也不烧香念经；另些人取了教名，也不见得天天祈祷忏悔；最重要的是，在面对世俗的名利诱惑考验时，能否坚持践行教义。
政教分离的原则定义宗教信仰为个人行为，在更大的意义上其实是保障了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利用国家权力来迫害异教徒。与此同时，如果越来越多人不再信神，政治意识形态会否取而代之？借古鉴今，这或许是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