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党的制度自信，使它缺乏民选政府特有的谦卑，使“为民做主”的习惯势力碾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共识。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政府不宣称它是“为人民服务”的，无人敢称“朕即国家”了。但是无视人民、压迫人民、搜刮民脂民膏的现象仍相当普遍；甚至一些奉行自由民主理念、定期举行大选的国家，也会产生置人民于不顾、自己成为权贵或被金钱收买、为少数巨富服务的政府，它们对老百姓诉求的回应还不如有些“威权国家”。
这么复杂多样的各国政坛，当政者都异口同声地喊“为人民服务”，不禁使人怀疑他们口中的“人民”究竟是什么含义。他们中有不少人确实有为人民服务、报效国家的初心，但政治的强大腐蚀力不久就让他们口是心非了。由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力量组合等的不同，各国政客变得虚伪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的体制下，“为人民服务”可能成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双向陷阱。
在中共二十大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被确立为总纲。目前还不清楚是否要用它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但它直接对接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同中华文明中的民本主义思想相连贯。但在实施中，它必然会受到现有制度的影响，会被淡化、扭曲甚至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特点，是先锋党执政的单一制国体。列宁主义的精华，是将觉悟了的马克思主义精英聚拢起来，组成一个先锋党来带领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这种政党逻辑基本排除了民选政府的可能，因为民众相对于先锋党永远是落后的，是须要被启发觉悟和发动起来的一方——落后的不可能选出先进的。执政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利益，但它的权势和地位使它的干部不可避免地朝特权阶层蜕变。这是前苏共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当前中共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背景。
中共有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辉煌历史，也有大面积腐败、官僚主义、特权和寡头垄断的自发倾向，以及同这些倾向作斗争的记录。它目前的策略是在不改变权力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强化党员干部的信仰、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来保持“执政为民”的初心，以避免重蹈苏共的覆辙。但这并没有超出苏共的传统办法和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的努力，因而必然会遭遇相同的问题。
为人民做错了主
“脱离群众”是先锋党体制的最大弱点。毛泽东发明的“群众路线”，在战争年代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中共一进城就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僚两眼向上，脱离群众是必然的，因为群众决定不了他们的权位和仕途。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主要靠上峰层层压下去，这改变不了官僚当官做老爷的激励结构，于是毛不得不发动群众造反，逼着他们下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领导人自以为了解群众，受群众爱戴，因而常常“为民做主”。但其中也参杂了自己的理想甚至想当然，提出的政策主张往往不是群众要求的，为民做错了主。毛泽东应该很了解农民，却在农村推广集体食堂，导致大饥荒。这同他要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分不开。
再看这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口号。这是以人民为中心但却没同人民商量，执行中也基本没人民什么事儿。用这么简单的口号来指导这么庞大复杂多变的疫情，显然欠周全。一开始“武汉模式”很成功，但它得益于全国的支援。之后病毒多次变异，各地疫情复杂化，对民生和经济的损害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中共继续推行武汉模式，并且登峰造极，创造了同时有数亿人被封控的“奇迹”。这里完全看不到“全过程民主”的影子，“以人民为中心”被长官意志架空了。当有人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时，“生命至上”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因为人民在乎活着，但也在乎怎么个活法。
先锋党的制度自信，使它缺乏民选政府特有的谦卑，使“为民做主”的习惯势力碾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共识。美国疫情死了百余万人，却鲜有人指责政府，因为人民没有被政府做主，不论结果好与不好都是自己的选择。先锋党的统治逻辑决定了全过程、实质性的民主是唯一选择，但不能停留于口号，仅仅给已有的体制机制和机构戴上一顶新帽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人民使人人自危
全世界政客都喜欢“人民”这个词，不光因为它好听、高尚，还因为到了操作层面它就消失了，使政客能够打着它的幌子为所欲为。当政客提起“人民”时，他们脑子里没有具体的人。毛泽东时代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二者是动态相互转化的。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当然由当权者来决定。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以“人民的敌人”为罪名，逮捕、监禁、流放和处决了无数的“人民”，包括革命元老。今天是人民——甚至是一贯代表人民的、功勋卓著的“老革命”，明天就可能以“阶级敌人”的名义沦为阶下囚，丧失一切权利和尊严，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朱镕基这样的老革命和顶级高官。
抽象的“人民利益”也常常被用来剥夺具体“人”的权利、尊严甚至生命，因此，对每一个人来说，“为人民服务”都可能成为一个陷阱。如果中国14亿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牺牲掉，“人民的利益”也有可能被牺牲。与阶级、利益集团、各种具体的团体和组织不同，“人民”是个悖论，无法操作的。
官僚体系无法以人民为中心
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但他得到的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他称之为“新生资产阶级”。这个官僚体系只能以上司为中心，不能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除了大政方针外，最高层还定调、定提法、定字眼，下面必须向上看齐、学舌、照办。这是中共“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
层层加码是为了给完成上级任务加保险，下面层层加码是因为上面层层加压。在这套因果链条中，完全没有老百姓的角色，官员脑海中只有抽象的人民。一切都要为完成任务让路，包括治下的百姓——只要不酿成“群体事件”或大批告状上访，对他们做什么都行。抗疫中出现大量违反人权和法律的事情，有的地方甚至将老百姓当牲口一样来管理，非常有效但非常没有尊严。
由于只对上负责，没有义务对下披露信息，甚至欺上瞒下。这就使老百姓常常处在一种前途未卜、任人宰割的状态，大大加剧他们的焦虑和愤怒。清零中出现的暴力执法虽非当局本意，却是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这中间出现的悲剧，对官员来讲，只在体制内的政治上有意义。纵使最高领导有神一般的大爱，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无法将它传达下去。相反，它常被化为冰冷的官僚恶行，反而招致仇恨。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常识和人文关怀的缺位，这些是“制度自信”的克星。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中，人民被边缘化了。权力的任性有制度基础，而产生任性的权力的制度，是永远无法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制度的运作逻辑，是靠自上而下的高压来迫使官员为民“做牛做马”，而制度环境却让他们能够“作威作福”。高压是变量而制度是恒量，哪种行为模式会胜出，不言而喻。
人民乃“动乱”之源
白纸运动画面中，有一群年轻人在与警察对峙时高呼：“为人民服务！”显然，他们是在指责政府没有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口号，虽然常常被不良政客利用，但也给人民的反抗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合法性。打着红旗反红旗是苏联阵营各国内部反对派的常用策略，常常弄得当局哑巴吃黄连，因为后者确实是说一套做一套，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社会主义阵营一夜崩溃，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实和说教之间，巨大的差距造成民愤，在长期压抑后终于有机会总爆发。
中共也会长期面对来自左边的压力，打的旗号既有“共同富裕”之类的普世价值，也有“消灭私有制”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他们有足够理由指责当局背离了初心、抛弃了无产阶级、让资本主义复辟了——意识形态正统和现有体制，为其准备了现成的理由和合法渠道。所以，对当权者来说“为人民服务”也是一个陷阱。
只有人，没有人民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并不是完全无用，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使执政者在大政方针上与人民利益保持基本一致。但法律和社会舆论保障下的人权，不仅能够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可以防止“人民”的概念被掏空，沦为权术工具。
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对此提出异议——从而要求人权。这是个法律上可以操作的概念，并且有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为共识基础。这恐怕也是白纸示威者喊出“要法治”的原因，他们针对的是抗疫中为了应对上边来的压力时，大量出现的违反法律、践踏人权的现象。“全面依法治国”是10年来制度建设的亮点，但在先锋党体制下是否真能依法治国，恐怕仍然要画个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