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各地因宁左勿右的强硬防疫措施引发此起彼伏的次生灾害，导致民怨沸腾，和国外投资者及政治观察人士持续看衰未来发展空间，以及经济情势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凛冽寒冬等因素多重夹击下，中国终于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的级别，在11月11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这一被坊间称为“二十条”的通知，迅速带来执行层面上一系列的政策松动，以及民间夹杂着兴奋、期待、疑惑、观望的复杂情绪。
“二十条”发布后，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具体措施“落实”此一中央政策。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取消全员核酸检测，安徽省省会合肥提出“婚宴应办尽办”，上海市宣布一般不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吉林省延吉市停止全员核酸检测，海南三亚取消了计划要进行的区域全员核酸检测。
但正如很多观察人士发现，疫下三年持续加码的封控措施一旦出现松动迹象，老百姓却显出犹疑。以石家庄为例，面对突如其来的“放生”，许多人却不敢“重返大自然”，家长不敢送孩子出门，老人不敢前往公共场所，似乎没了如影随形的核酸检测，人们感觉像“裸奔”一样，心里“没着没落”。
这就如同一个缩影，具体而微地阐述着中国解封之路上的路障，也隐含清除掉这些路障、走向重返正常生活的路径。
从石家庄的“犹疑”中可以看出，中国解封之路上最大路障，应该是一旦放开，疫情蔓延所须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但这一成本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由意识决定的。
2020年冠病突袭成功，以其高致命性造成极大的人命损失。彼时中国发挥体制优势，以迅速建立的准战时体制进行严厉的社会控制，相比迟迟无法实现社会体制“平战转换”的欧美各国，在挽救人命方面取得明显对比优势。这也开启了防疫“政治化”的大门。
到了今年，冠病已演化至高传染性、低致命性的版本，高传染性使得现有防御手段显得捉襟见肘，低致命性则令极端的防御手段得不偿失。这一情势令世界多数国家“躺平”，中国则苦苦挣扎。一开始调门起得太高，造成时至今日台阶难下，硬下台阶无疑自我打脸，追寻欧美脚步又会丢失前述的各种优势彰显。此障碍一，是意识上的。
中国政府和众多国民均担忧，一旦解封，染病人数将大幅上升，即使采用较宽泛的认定口径，病殁者数量也会大幅攀升，届时国民会恐惧，并涌向医疗机构，挤兑十分有限的医疗资源，造成更为重大的次生灾害甚至人道主义灾难。石家庄的犹疑、郑州富士康员工的逃亡，均显示这种心理并非危言耸听。此障碍二，是物质上的。
但须要看到的是，这一恐惧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三年来对冠病的高调宣传（甚至妖魔化）所致。凤凰网的一篇关于石家庄情形的评论文章即发出大陆舆论场中罕有的声音，指“过去两年的共同媒体报道，对病毒和疾病本身的‘科学报道’越来越少，专家发言越来越少”。因而，意识仍是造成障碍二的背后推手。
以意识塑造和物理管控双管齐下，将防疫做成一个全面工程。而解封则要“undo”这个过程，这便要求解封也要被当成一个意识和物质共同推进的全面工程来做。
意识上，必须逐步对冠病本身去魔化，将其当成真正的乙类传染病来描述，破除国民心中那些得了病就肺部白化、痛苦而死的影像。这一过程不应因“逐步”而缓慢，而是要“小步快走”，既给国民心理缓冲，也不能迁延日久。
要让科学和科学家站到舆论场中心。虽然民众巨大的恐惧惯性会令他们遭到网暴，但再不能从官方角度将他们消声、雪藏。近期上海专家张文宏重返舆论场、对于次密接极低感染概率的阐述、对冠病后遗症的阐述等，均开了个好头。
中国须要将防疫与政治脱钩。如果非要证明治理模式的优势，那么2020年的“战绩”已足够，奥密克戎因其特性已是“非战之罪”，在宣传上降调、下台阶，不要用话语将自己困住。
物质上，中国要将投入到核酸检测和封控上的资源，转移到提升医疗管理（包括受理冠病的医疗终端不能一味集中于高级别医院、逐步推广居家自疗等）、扩充医疗资源、推广疫苗接种上。近期吸入式疫苗的推广也开了个好头。此外，也要广开疫苗、特效药之路，让全世界更多的药品资源进入中国，汲取世界行之有效的防疫、疗疫经验，不要让国界阻隔了药品。必须解除防疫工作的政治挂帅地位。现在中央政策一方面要求坚持动态清零，一方面又要求不能层层加码，但在执行上却区别对待，防疫不力、一撸到底，层层加码、申斥了事。中国有必要调整对主事官员的考评标准，切实为基层防控政策提供松绑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