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因素，如果未来几年，中国在技术这一要素上不能做出革命性进步，单靠劳动力这一因素的显著变化，就会决定未来经济不容乐观。
中国官方及宣传系统近期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对于这一论断，个人看法是，后半截无疑是对的，中国经济确实潜力足、韧性大、回旋空间大。但对于前半截却有不同看法，那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已然改变。
正如官方及宣传系统一再强调的，目前中国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首先是国际形势已经彻底改变。诚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第九章第三节里所写的：“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也造成了冲突。”中美间的冲突，无疑是亨廷顿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自然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贸易摩擦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国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无疑是人口变化。诚如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所指出：“人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筑起来的上层建筑。当我们预测未来时，首先设想的预测时间段，作为基础的人会是什么样？他们在数量和质量上会发生哪些变化？以预测时点的人为基础，思考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建筑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经济问题。”当一国或一个地区处于人口红利周期时，只要政策得当，几乎都存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周期。这点得到国际经验的有力支持。经济学家胡鞍钢给出的数据是，日本的人口红利阶段为1955年至1995年，这40年恰好是日本快速发展的40年。
在这一点上中国亦然。中共建政后，中国人口出现过三个生育高峰，分别为：1949年至1957年、1962年至1971年、1980年至1990年。随着第一波和第二波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婴儿，于1980年前后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窗口也随之打开。胡鞍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那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59.8%，当时中国的劳动年龄劳动力有5.86亿，是同期美国的3.86倍。这一周期直到2010年才达到人口红利顶峰，同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74.5%。
劳动力数量的充足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为中国吸引国外产业转移提供了有力支撑，加上良好的外部环境及稳定的国内社会与政治局面的配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模式”也因为以上因素似乎更为耀眼。由于缺乏发达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大量的“中国制造”发遍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由此得到长足发展。
此外，按照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受益于中国历史上最大人口世代的消费和投资（包括投机）需求，房地产支柱产业政策的定位，低利率和前所未有的自由借贷等因素的配合，结果便是最近20多年的房地产繁荣周期。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形势与国际形势一样，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这种良性趋势也不再。自今年1月1日起，随着第二个生育高峰期的婴儿迈入老年，中国老龄人口比迅速恶化。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年至2030年）》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报告还提到：与此同时，0岁至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到2030年降至17%左右。这也意味着，整个社会须抚养人口值将大于25%+17%。原因也简单，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目前真正可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应推迟到18岁至19岁，甚至以上。
这就意味着每百人中55个劳动力须抚养45个非劳动力（老人和孩子），或1.2个劳动力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力人口。这就是不远的2025年至2030年中国所面临的现实。
基于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因素，如果未来几年，中国在技术这一要素上不能做出革命性进步，单靠劳动力这一因素的显著变化，就会决定未来经济不容乐观。
简言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已然改变。这也决定了过去20多年适用的那套，如出口导向型经济、房地产支柱产业化等政策，已经彻底不适用于新形势。
当然，须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不是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已然终结，毕竟人口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只是说，既然过去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已经改变，就必须打破对过往的路径依赖，走出一条符合新形势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