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桥崩塌，在位70年、享年96岁的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驾崩，引起世人及新加坡好些人的怀旧之情。
在殖民主义分崩离析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为联合国承认的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拥有平等外交地位，即便是过去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也平等往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礼貌和实务并重的外交关系。在拜读了严孟达君的《历史不会遗忘的事》一文，特别是结尾那段话后，我觉得严君的观点大有商榷之处。
严君文章在结尾部分这样写道：“我国在伊丽莎白二世国葬日下半旗，国会默哀一分钟，算是给殖民老祖宗应有的敬意和感恩之情。”对待人类的自身历史，采取虚无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好办法；而不以发展眼光审视自身历史，也难免显得鼠目寸光。对于殖民主义谁到底会产生敬意？对前殖民宗主国谁又应该报以感恩之心呢？
有一种几乎已经见怪不怪的论调。在对比新加坡前后的殖民地历史后，有人习惯把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期对本地人民犯下的罪行，与英国殖民主义在百多年间对本地的统治两相比较，得出后者比前者温良的结论。严文也表达了相同意思，他说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的一个“大检证”，就杀害数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而“至少英国人从未在这里进行过血腥镇压”“跟日本军国主义罄竹难书的恶迹相比，英殖民统治还算是温和的殖民者。”
现代历史学家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当年莱佛士爵士并没有诚实公平地对待新加坡岛上的权力人物天猛公。莱佛士是用了非法的计谋和卑鄙的贿赂，才将岛上的权利从主人手里夺过去，说他是巧取豪夺一点也不言过其实。试想，如果当初天猛公有一点血性又无私敢为，决意不接受莱佛士的“献议”，甚或动员手下集体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来的船舰上荷枪实弹的军队，是做样子的吗？
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对新加坡岛上居民，乃至整个马来亚华人那么痛恨，正是因为他们在侵占马来亚的过程中，遇到抗日义勇军、马来兵团等激烈的抵抗。英军投降之后、日军的“大检证”，以及之后强迫马来亚华侨缴纳5000万元奉纳金，都是一种报复性的惩罚举措。
如果在日军南侵时，马来亚人民统统像百多年前的天猛公一样，把自己的土地拱手献给来敌，披着“大东亚共荣圈”的羊皮、口中念着“黄道乐土”的日寇，还会让樟宜海滩等新加坡多处地方成为万人冢吗？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考虑，手舞大棒和胡萝卜，武器大炮与怀柔政策交汇出手，软硬兼施，都是用来驾驭殖民统治的工具。如果只看到英国军队从来没在新加坡进行过血腥屠杀，就得出英国殖民主义比其他新老殖民主义国家要温和的结论，更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说法。同样，我们在反思殖民主义与它的孪生兄弟帝国主义时应该认识到，尽管各殖民主义国家的殖民手段有高低不同，但本质必须完整地、宏观地等量齐观。
以鸦片战争为例，开战之前，新加坡作为鸦片包装及转运站，将荼毒百姓的鸦片毒药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时新加坡又成了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海上中途补给站，为英国及其他殖民主义国家的军队侵略与攻打中国，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便利。只是帝国主义的枪炮没有对准新加坡百姓，就可以轻易得出它比较温和善良的结论吗？鸦片不是一样在新加坡鸦片馆里毒害没有反抗精神的岛上苦力？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18世纪政治家、1786年曾在英国下议院，对时任派驻孟加拉总督海斯汀之腐败与滥权行为提出指控的柏克，就曾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暴行，与将残酷暴政带给欧洲的“雅各宾主义”并列，描绘成“我们时代的两大政治邪恶”。同时须要指出的是，像柏克这样，在帝国暴政幽灵不散的历史时刻所散发出来的人类精神光芒，并不能阻挡历史上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流窜和对各民族的入侵行动。
“虽然我们无法否认，欧洲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传统主张的‘人生而为人，皆平等享有自由权利’之观点，乃至我们今天所追索的、建构‘政治现代性’的主要价值，诸如：自由、人权、民主、法制等，无一不是经由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形成，并经由帝国政治的介入而传递到非西方世界；就此而言，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在过去许多历史场合充其量只是帝国霸权用以征服他者的借口。纵然如此，‘现代政治价值’仍可谓是欧洲帝国留给世界最重要的文明遗产，而如何重新评价此遗产，则是生活于西方时代的东亚知识分子必须严肃面对的公共提问。”
回到严君一文的结语，我更相信我国在伊丽莎白二世国葬日下半旗，国会默哀一分钟，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对另一个以君主制为政体的文明国家，所表达的礼节性尊重和友好敬意，其中没有对任何殖民老祖宗的丝毫感恩之情。如果不是这样，我倒有理由询问一下我所在选区的代议士，了解他们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