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子阿米尼因“未恰当佩戴头巾”，竟在被道德警察逮捕后死亡。该国爆发多场示威，女性相继以剪发、烧头巾抗议，才似乎让这则不算“新”的新闻，在这个正值多事之秋的世界里，勉强挤进了新闻版面的一角。
我与伊朗的距离何止千里，一次与她打过照面，是因为看了伊朗裔法籍漫画家玛赞·莎塔碧（Marjane Satrapi）的自传体图像小说《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在玛赞记忆里的家乡充满着矛盾与荒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她某次从国外回到德黑兰，想起了一个儿时玩伴。他因被逼上前线而致残。玛赞刻意地只盯着他的眼睛，然而这位友人却不停地说着“有趣的故事”，整个叙旧的过程都在笑声中度过。那天，作者弄懂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只有当灾难还能承受时，我们才会自怨自艾……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只能一笑置之了。”
将别人的苦难当成笑话，绝对是不道德的，但我始终佩服那些在面对生活难题时还能自我调侃的人，说是阿Q也罢，那是一种处世的境界。台湾表演工作坊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则是另一个例子。余生也晚，全拜科技所赐才有机会在网络上看到当年录影——饰演“严归”的李立群正值壮年，与金士杰饰演的大陆相声艺人“白坛”临时搭档讲起了相声。两人一唱一和，从“文革批斗”乃至于“共组政府”后国号和国旗该如何设计，信手拈来都是笑资。
在其中一个段子《四郎探亲》中，“严归”叙述了老父在阔别30年后回大陆探亲，“他这一辈子从来没出过国，第一次出国，就是为了回国”——乍听之下是一句让人一头雾水的玩笑（按照金士杰的对白是“这是什么文法啊？！”），台下观众随即笑成一团；在舞台之外的，还有大时代洪流里小老百姓的各种无奈。
现实中的李立群确实“回国”了，从一个台湾剧场界大咖，成了一个不太挑剧本的“烂片王”。本来也不是平日媒体会关注的人物，却因遇上雷厉风行的清零政策而受困于上海，先后因“呼吁上海市民多磕头少说话”和“若打仗会死守台湾”等言论，突然又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上。我在看到这些因言而起的新闻时，间中有那么几次，都会代入到当年他在《这一夜，谁来说相声？》的情景中，暗忖他是不是“严归”上身，用自嘲来化解尴尬处境。
那段30年前的相声虽满是打诨插科，却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两岸间深厚的血脉相连。然而，并非生长于大江大海的年代，我实在不敢说自己能体会那些经历过花果飘零的人生。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千百年前已有哲人对此下过注解。这不仅是“快不快乐”的问题，况且事过境迁，究竟是冷是暖，旁人未必说得准，恐怕连置喙的资格都没有。
在《我在伊朗长大》的终章，作者因受导师鼓励而向德黑兰市长推荐建造一座以波斯神话为元素的主题公园，但市长以“你的人物都是不戴面纱的女人，坐在各种动物背上，我们能看见她们的身体和头发”为由而拒绝了提案……这个理由，与阿米尼的丧命原因一样，让人感到超现实，也与网民对一个垂垂老矣的艺人大加挞伐一样无厘头。时至今日，原来我们仍须懂得一笑置之，或则，就干脆说一段相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