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即将完成三连任的加冕程序。他掌权近10年，对内对外都采强势作为，虽取得诸多成就，但也引起一些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他的思想与路线是不是太左了？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40年经济高速成长，最近两年慢下来了。这是经济体趋于成熟的必然现象，但和习的施政作为不无关系。2020年1月冠病疫情暴发并蔓延，全球经济受重创，外界普遍期待快速复苏后的中国，再发挥引领全球经济成长的引擎作用。但严厉的防疫清零政策给中国经济穿上铁砂鞋，根本走不快；尤其今年突如其来的上海封城，加上陆续几个大城同遭封控，更为大陆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导致第二季年经济增长率仅0.4%。其他纠正企业无序发展、匡正网络平台经济、压抑地产过度杠杆化经营等措施同时发威，益发使大陆民营经济备受压抑。
外部环境的恶化合并发生。这波大陆经济减速的转捩点，始于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随后没完没了的科技卡脖子也产生抑制作用，各种影响经济的“黑天鹅”和“灰犀牛”陆续出现，内外夹击，造成重创。究其肇因，固有客观因素使然，但基本路线向左转也难辞其咎。
从邓小平至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中国大陆基本践行“政左经右”的政经方针。自2012年之后，近1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出现向左转迹象，“国进民退”趋向明显，加上“共同富裕”的施政理念响彻云霄，加强监管房地产、互联网、教育、影视等产业的力道一波强过一波。各种抑制市场经济的政策的强势与思路层层叠加，在在为经济减速埋下伏笔。
最具指标性意义的事例是，阿里巴巴集团触动了当权者担忧大者恒大而出现失控的敏感神经，从而对金融科技、游戏、线上教育、外送、叫车等网络平台套上紧箍咒，展开雷厉风行的监管，导致近10余年来拉动经济成长的网络经济备受冲击，国内外的投资信心随而剧挫，进而让失衡的就业市场雪上加霜，消费力萎缩，进一步反噬大陆经济。
房市调控后效如同网络监管，尤其金融监管部门在2020年8月画出“三道红线”，收紧开发商的融资管道，立即造成一向惯于操作高杠杆的房企遭受债务风险；一些大型民营房企陆续爆发债务危机，并传导到金融领域，也减损了对相关产业的拉抬力道。
中共中央频频出重拳，强力干预网络和房地产市场的营运，打乱既有的经济运行节奏，加上严厉的防疫措施和外国的贸易与科技封锁，大陆经济终于接连遭受沉重打击，如何能不坠入泥淖中？
在网络开放与监管之间、房市降温与景气之间、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之间、金融开放与严管之间，北京当局都坚决选择后者。这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车子打左灯且向左转了。
从习近平的政策脉络来看，虽说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并重，但党管一切、有序发展、举国体制、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思维，显然占主导地位。这种政策走向，主要是要避免资本和生产要素过度集中在少数业者，纠正并防范进一步垄断，借监管之手达到重分配之效。如果在太平盛世，采取除弊与导正措施的后坐力，尚不构成大碍，但内内外外诸多制约因素同时呈现，所带来的阻碍经济发展杀伤力，就消受不起了。
自习近平当政以来，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左倾爱国主义”大为勃兴，近10年来发展成为舆论场的主流思维，政策路线也倾向于此。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这条路线目前看不到调整迹象，反有一路走到底的趋势。关键因素在于习近平的思路与风格。
诚如对中国了解深入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是直接和强硬的，他所设定的使命中，最核心的就是保证共产党永久的统治权。在经济议题上，习认为快速增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所以将“共同富裕”当作政策主轴，党为此而直接参与市场经营，增加国营企业分量，甚至直接控制私营企业家的营运作为。陆克文认为，结果“就是降低了私企的商业信心，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投资行为，而让经济发展逐渐降温”。
二十大之后，中共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经济模式走向何方？关键在于能否认清目前意识形态的元素太重，已影响民间经济的运行和企业家信心。面对当下疲软的经济与横在前头的诸多荆棘，北京必须重新平衡市场经济和国家管控之间、私企和国企之间，以及对企业激励和监控之间的比重。
从历史经验看，太左会把经济管死，只有适度向右调整，开放更多的经营自由与营运自主，才能促进增长与发展。在经济下行阶段，要防右，但更要防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