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快速发展，韩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2000年以后，韩国人开始注重生活品质和追求幸福感（well-being）。近几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又有新概念——善终（well-dying），在当地渐成为一种新时尚，并兴起一个称为“临终体验”的活动。
记者8月12日到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白石善终治愈中心”，与天安市东南区义勇消防队的30名队员一起体验临终前的感受。
该中心的主任、白石大学教授郑溶文（60岁）受访时透露，30多年前，他做汽车配件生意，赚了不少钱。当时他住大房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1997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韩元贬值一半以上，从国外进口的零件成本就涨了两三倍，银行贷款利息也涨了三倍，最终导致生意失败。
他说：“生意失败后，很多人往往会一蹶不振，我也差点如此，但后来为了孩子又重新站起来。为找回初心，我到殡仪馆做了治丧导师。”
他透露，在葬礼上，他多次见证离世者的亲朋好友放下过往怨恨、冰释前嫌的画面，令他感动，也有所感悟。对他来说，人生的时间有限，为了不留下遗憾，生前有必要给自己和家人做好对死亡的准备，包括体验死亡。
秉持这样的想法，他过去10多年来一直坚持举办“临终体验”活动，希望活动能让更多人对人生有新的诠释，好好安排未來的生活。
冠病疫情暴发前，郑溶文在首尔一家殡葬公司负责举办“临终体验”活动。2012年至2020年6月，有超过3万人参加。但受疫情影响，首尔的体验馆关闭，政府实施“与冠病共存”政策后，他从7月13日起到白石大学经营的临终体验机构负责举办活动。
“临终体验”活动历时两个半小时，只要事先申请，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参加。
活动一开始，体验者最先做的是拍遗照。排队拍照时，每个人的表情各不相同，有尴尬的，也有说笑的。完成拍摄后，体验者须先听约50分钟的讲座。
讲座内容谈到1995年活埋近1500人的首尔三丰百货店垮塌惨案、2014年300多名学生遇难的“岁月号”沉船事件、冠病疫情中去世的人等，主要提醒体验者生命有限的客观事实。
讲座结束后，穿上寿衣的体验者拿着遗照走进一个摆满棺木和菊花的临终体验馆，在“自己”的棺木旁边坐下观看一部关于临终关怀的纪录片。之后，体验者开始写“遗书”，跟着轮流读出内容。
其中一人念道：“老婆，我先走了，本来想一起生活更长时间，对不起。拜托照顾两个女儿，我的积蓄应该足以应付她们的学费，谢谢你。我们天上见！”
另一人说：“亲爱的女儿，爸爸很幸运，有你陪着我度过了15年的美好岁月。无论在哪个年龄段，你都是我的骄傲，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记得照顾好妈妈，保重！”
一名体验者宣读遗书时，一些体验者边听边用纸巾拭擦眼泪。
接着是入棺体验。一名工作人员以响亮的声音说：“各位，呼吸的时间所剩无几了……”灯熄了，哀乐响起，体验者爬进棺木并盖上棺木，在黑暗中静默五分钟。
“把那些让你悲伤、艰难的坏事都抛在脑后吧，你现在重生了。”在工作人员的宣告下，葬礼体验正式结束。
受访的体验者说，刚躺进棺木时有点害怕，但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对生命有了新的看法。
金东颢（48岁）受访时擦着眼泪说，参加活动之前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投入。
他说，尤其写遗书时，眼泪一直流，这是重新审视人生的好机会，也让你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立法停止无意义延长生命治疗
韩国在2018年实施《延命医疗决定法》。该法规定，处于临终状态的患者可根据此前表达的意愿，停止无意义的延长生命治疗。
截至2022年4月，韩国已有130多万人填写“延命医疗事前意向书”，提前就自己的延命治疗或善终服务表态。已有21万多人提交意向书，实际停止接受延命治疗。
也有越来越多韩国民众认为，韩国有必要让安乐死合法化。
全球目前有20多个国家允许安乐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等，是允许主动安乐死；英国、爱尔兰、芬兰、挪威、法国、西班牙、希腊、丹麦、瑞典等，则允许被动安乐死；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部分州、美国部分州等，则允许辅助自杀。
首尔大学医院教授尹永镐研究小组去年3月至4月，针对1000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每10人就有8人（76.8%）赞成“安乐死或医生协助自杀立法化”。
这是五年前（41.4%）的近两倍。赞成的理由有：剩下的人生毫无意义（30.8%）、对死亡的权利（26.0%）、结束痛苦（20.6%）等。
随着“体面死亡”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韩国国会在2022年6月提出首个“协助尊严死”法案（又称为安乐死法）。
根据该法案，无法忍受痛苦且无恢复可能的晚期病患，可根据本人意愿、在主治医生帮助下结束生命的行为，将被定义为“协助尊严死”。
法案也规定，“协助尊严死”须经过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委员会由医疗、伦理专家组成，韩国保健福祉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
然而，舆论指出，必须确保不能出现患者因为负担不起治疗费等原因被处于安乐死。
尹永镐研究组的调查显示，为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有14.8%接受调查者赞成安乐死立法。
专家也建议，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优先于安乐死合法化。
目前，韩国临终患者可使用的临终关怀病床数量严重不足。2022年5月，韩国共有1400多个临终关怀病床，比较去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已达8万人，这是远远不够的水平。
韩国自杀率居高不下
白石大学教授郑溶文透露，五年前的一场活动上，一名52岁女体验者在宣读遗书时，内容有些不对劲，后来发现她拖欠2亿韩元债务，想在自杀前体验死亡。
郑溶文了解情况后，联系了对方的家人，并协助她寻求援助。
韩国的自杀率在全球一直居高不下，平均每天有36.1人以自杀结束生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达25.7人，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平均值（10.9人）的两倍以上。继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之后，自杀成为韩国人第五大死因。
精神科医生才能开抗抑郁药
值得关注的是，自杀成为10岁至39岁人群的首要死因。其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韩国的自杀率在OECD国家中还属于较低水平。但自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连续17年位居首位。韩国的自杀率为何这么高？
三星首尔医院神经科教授洪承奉受访说，OECD分析韩国自杀率后得出的结论是，韩国抑郁症治疗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并且没有健全的心理治疗体系。
他指出，忧郁症应该像感冒一样，在任何医院或诊所都能获得早期诊断和治疗。
韩国的忧郁症患病率达36.8%，居OECD成员国之首，意味着韩国每10人中就有4人患上抑郁症。然而，韩国的抑郁症治疗率仅为11.2%，只有美国（66.3%）的六分之一。韩国更是接受忧郁症治疗最困难的国家。
韩国神经医学会负责人解释，这主要与政府的条例有关。2002年3月，韩国政府规定只有精神科医生能开SSRI这种普遍的抗抑郁药，但最多60天。但是，这种药至少要服用6到12个月，因为副作用少，在其他国家可由家庭医生、内科医生以及儿科医生等开处方。
韩国98%的医生是非精神科医生，加上民众普遍抗拒到精神科看诊，因此抑郁患者不一定得到适当治疗，这对治疗率和自杀率都有影响。
洪承奉说，韩国因SSRI抗抑郁药的处方限制，服用抗抑郁药的人不到2%。韩国政府有必要尽快废除相关限制。如果按照全球趋势，让非精神科医生也能早期诊断和治疗忧郁症并开处方药，韩国的自杀数可以比现在少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