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村镇银行爆发无法提领现金事件，涉及40余万名储户，总金额400亿元后，储户维权抗争却爆发“健康码”转为红码，被限制移动、游行集会等风波。事件源自大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勾结银行高管、网络信贷机构，让存款户以为在银行合法存款，却被非法挪用款项。银行资金遭地方政府及金融集团挪用，面对广大储户催讨，引发储户与银行、地方政府间的紧张与对立。
弊案引发公众维权抗争，储户所持标语为“反对权力任性”“还我们的合法存款、老百姓的合法存款”，足见储户认为银行转移储户存款，存在不当政商关系，地方政府与监管机构、银行、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权力与资本结合造成严重腐化及寻租，恐导致更大规模金融危机。
首先，地方政府提出的处置方案违反公平正义原则。解决方案为对客户的本金分批垫付，先是7月15日启动5万元以下客户垫付，后来垫付对象为5万元以上储户，再后来是10万元以上，但解决比率仍属有限。“村镇银行存款金额”资料显示，截至7月12日14时，储户反映遭冻结的存款额比例主要是，仅5万元以下者占10.2%、5万至50万元者为67.6%、50万元以上者为18.5%。首批垫付方案出台后，仅能解决一成左右储户存款取款问题。
然存款5万元以上，却只能分批分梯处理且无解决期限，罔顾近九成相对高额存款储户的权益。地方政府虽开放首批资金垫付的申请管道，然开放时间非常短促，产生系统拥堵、登入困难等问题。无论是针对5万或10万元以下储户为优先处理对象，或开放有限时间申请垫付，皆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其次，产生“塔西陀效应”降低公众对政府信任。当储户集体至郑州市中国人民银行支行维权，抗议现场挥舞中国国旗、高喊“中国梦”口号，以证其为合法维权抗争，却遭大批有组织的白衣人暴力殴打。一些高额存款者还被污蔑涉及高利贷及金融诈欺，涉及金融诈骗的犯罪行为。这引发公众质疑及不满，强化对政府与银行的怨怼。
中国银保监会表示，绝大多数账外业务普通客户对“新财富集团”涉嫌犯罪行为并不清楚，且未获额外高息或补贴。储户是在资讯不完整的情况下被银企集团所欺瞒。此次金融爆雷考验中国政府公信力，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及冷漠，激化与储户间的矛盾与对立关系，降低公众对地方政府施政满意度及合法性基础，银行监管单位负有难以逃避的法定监管责任。
复次，上千名储户拉布条抗议“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并与公安形成对峙局面。在公众维权过程中，大群身着白色汗衫的人横施暴力。这些白衣人或黑衣人，印证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惠玲在《外包式镇压》一书所言，中国政府善用两种外包的镇压工具：黑衣人和群众动员，借此规避政府监管责任及降低治理成本。
这些白衣人或黑衣人以骚扰、破坏公物，甚至杀人等方式，威胁压制维权抗争者。当他们出现时，往往让维权冲突事件升级，伤亡概率上升。这种地方治理行为的“黑社会化”，陷入“类苏丹化”（编按：指如土皇帝）困境。吸纳黑暴群体作为地方政府公权力实施之延伸，导致地方治理严重变异与扭曲。
再者，四家河南省村镇银行之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涉嫌勾结政银商，并利用第三方平台与掮客违法吸收公众资金。地方政府将“健康码”转换成红码是违法行政作为，超出行政授权或裁量范围，它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政府人员恐涉嫌滥用职权罪，可能也违反中国国务院对健康码限定功能使用规定。
经此一役，公众担心未来地方政府可能通过健康码，限制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显见，党国科技威权主义政体，恰恰是运用社会信用体系，以数码监控方式箝制维权抗争。尽管这些科技可提高维系社会秩序执行效率，节省治理成本，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同时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威慑，借此产生寒蝉效应，降低公民维权抗争的意愿。
最后，尽管官方已在6月宣布惩处多名官员，但7月10日再度爆发储户大规模维权抗争。从惩处人员名单来论，包括中共政法委成员、市政府官员及国有企业经理人员，足见地方党国成员或基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及政绩竞争关系，或因涉及政银企之权钱勾结，采取违法行政，显示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偏差及变异。尤其是健康码被转换成红码，彰显地方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不仅违反中央政府规定，也侵犯公民权保障。这种由地方官员、公安机关、银行体系及企业利益合谋勾结产生的利益共同体，正在腐蚀地方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降低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及支持度，凸出地方治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