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对于国际贸易、工业化以及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是助力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产业链的运作有赖于稳定、安全与可预期的国际外部环境。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全球贸易趋势放缓、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不断显现，“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逐渐成为外部环境主导，产业链扩张也随之进入平台期，冠病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剧了这一收缩趋势。世界贸易组织去年的数据显示，相比于1995年至2008年期间全球贸易价值链参与率从35.2%升至46.1%的高速扩张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供应链的回流导致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出现短暂下降，并在2010年反弹。
尽管2019年冠病疫情的暴发，对于产业价值链的参与率复苏造成一定阻碍，但冲击幅度基本与2010年以来呈现的疲软趋势相一致。截至2020年底，全球贸易价值链参与度为44.4%，生产价值链参与度为12.1%。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与国际治理体系动荡调整的压力，公众对于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不乏充斥悲观低迷的情绪。
然而，我们同时可以看到，以人工智能、数码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广，以及为提高产业链抗风险能力进行的多元与区域化的动态调整，正在打破旧有的生产模式与资源流通壁垒，成为催生新发展动能的核心驱动力。基于此，亚太地区该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新一轮的调整与重塑，把握发展新机遇，巩固并优化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亚太地区长期以来是参与全球产业链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受益者。尽管区域内许多国家缺乏先天的自然资源优势，但凭借劳动人口红利，并依托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契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例如纺织服装行业与电子、化学、运输工具以及机械等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加工行业等，吸引大量外资和技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飞跃，并诞生“亚洲四小龙”和“亚洲四小虎”的后发式追赶成功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
目前，亚太仍是全球价值链活动最密集的地区，且近年来区域内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提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0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地区全部贸易总额的58.5%，为1990年以来的最高值。随着外部环境变化，新的政治经济风险与新兴技术发展的机遇并存。为了降低产业链运营成本，加强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未来产业链发展的趋势，或将呈现以下四个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个分散”以及“一个集中”。区域内各国应依据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潜在的发展特点，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具体来讲，“一个上升”是指科技创新、资本与绿色低碳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得到提升。当下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实行低利率的宽松宏观经济环境，将与智能科技化与绿色低碳化的产业发展需求进行协同。这将进一步降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价格成本，为产业链向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型起到推动作用。
“一个下降”是指传统产业链发展模式中，对于化石能源和劳动力的依赖或将进一步下降。随着全球要素格局的变化，产业链的数码科技化、自动化、绿色低碳化与资本化将成为长期发展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依托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做法，或将被重新定义。
在过去，较低劳动力成本以及依靠化石能源出口，曾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主要比较优势，但随着数码经济与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不断发挥对产业链布局的重塑作用，发展中国家在相关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相对滞后，或将成为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发展瓶颈。
“一个分散”和“一个集中”分别是指企业为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风险，一方面进行生产基地布局的多元与分散化调整，另一方面适度缩短产业链，并向区域内部和本土集中。从外部环境的风险来看，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增加、中美关系的动荡调整、国内政治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抬头，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强调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并对核心产业供应链布局进行基于安全考量的调整，即：在适度减少对单个产品供应商的依赖，在加强产业链多元化布局的同时，强化产业链的集聚化效应，引导关键产业回流以及区域化，缩短价值链等。
亚太是目前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国际特惠贸易协定集聚的重要区域，目前区域内外经济体生效的特惠贸易协定共有195个，约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亚太地区自身的产业链安全与稳定不仅影响区域内，更影响到全球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面临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要求，区域内国家应一手防范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加对产业链安全造成的风险问题，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及时把握产业变迁的脉搏，培育壮大新的发展动能，增强自身经济的活力与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