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举办第8期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主题聚焦“网络暴力的预防和治理”，探讨“我们与网暴的距离”。会上，南都发布四万字《网络暴力典型案例与防治机制观察报告》，建议将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公诉范围，解决公民个人诉讼成本高、取证维权难题，并充分运用民法典“人格权禁令制度”给权利人提供高效救济。
“我们与网暴的距离”，这个主题得到来自互联网生态的颇多呼应。正如与会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社交媒体研究专家董晨宇所言，“同理心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而网络暴力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施暴者的责任被稀释。
违法成本（以及被追究风险）降低的后果，不仅是作为普通人遭遇网暴的几率在提高，更是潜在的参与网暴群体“等个车就可以用手机骂两句”的门槛几乎也在消失，“我们与网暴的距离”无论从哪个维度看似乎都在缩短，而这正是此番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广邀网暴受害者代表、学术界以及实务界人士与会研讨的初衷所在。
“网暴”虽然于公众而言几乎耳熟能详，但在与公众认知中的网暴直接相关的30起司法判例中，却鲜有提及“网暴”“网络暴力”的表述，对应的多是利用互联网介质造谣、侮辱受害人，公开受害人信息，煽动他人对受害人进行辱骂等违法侵权行为。当然，这个在专家看来算不上法律概念的公共法治热词，事实上并非不受现有法律规制——不仅民法、刑法均有对网络暴力案件适用的条款，而且具体司法中的相关判例也屡成舆论焦点。
从德阳女医生遭网暴自杀案，到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再到杭州女子出门取快递被偷拍、造谣出轨……网暴与普通公民的距离就是这么近，但社会层面因应、治理网暴的手段可能还有待完善。事实上，从网暴受害者视角去走一遍被网暴后的各种求助、维权及至诉讼的全过程，就可以深切体会到陡然遭遇网暴公民个体的无助：不仅是侵权者众多、证据固定困难、诉讼成本高企等实际难题，而且获得赔偿、甚至一句道歉都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成本。
哪怕仅仅一个寻求平台监管保护，也并不容易。尽管“不会为个人用户提供施暴者信息”的平台答复可以说是在平等保护每一个用户的个人信息，但据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测评，一些热门社交平台推出的“一键防护”等类似模式，用户在试图“主动选择关闭未关注人的私信和评论来切断外界骚扰”时，却依然需要4-6步亲手操作才可能实现。
4到6步APP操作，在熟稔网络环境、步骤的用户那里需要多久，在一个方寸大乱、手足无措的网暴受害者那里又需要多久？对于可能瞬间抵达的海量网暴信息，类似投诉电话里没完没了的语音答复的平台“一键防护”，显然并不足以在第一时间为用抵挡第一轮最强悍的暴击。
社交平台在依法履行保护个人信息职责的同时，也应当尽最大可能、最快速度为遭遇网暴的用户提供屏障性保护。平台责任，从来不是、也不应该仅是纸面的可量化制度，而必须要有高效的应急反应，为用户提供便捷的自我保护功能，否则在网暴治理过程中恐怕就很难说平台已经尽力。
而在司法应对方面，南都报告此番提出将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公诉范围，以解决公民个人诉讼成本高、取证维权难题，充分运用民法典“人格权禁令制度”给权利人提供高效救济等建议，可以说在论坛上已经达成充分共识，需要从司法实践层面的呼应。正如取快递被造谣案检察官孔凡宇接受南都专访时所言，治理网暴应当灵活应用现有法律、激活更多“沉睡条款”，这则是对个案实践层面从最初的治安应对到具体的司法适用，发出的恳切呼吁。
丈量“我们与网暴的距离”，就是在集结和整合文明与法治的力量，也是要提醒公众明了自身遭遇和参与网暴的概率，以唤醒同理心，督促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寻求共治，不让千千万万微小的“稻草”聚集起来去压垮一只只无辜的骆驼。因为，我们可以是稻草，也可能成为骆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