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新中国解放后到70年代末就不断保证“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并在1974年4月9日我国高层在纽约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向全世界作出郑重承诺。改革开放后逐渐走向成功了，我国立即就表示要“和平崛起”，后面又随发展改口为“和平发展”，因为担心“崛起”二字会让他国误解。我国每一代高层都说中华文化传统中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特别这些年某些国家高喊威胁论，中国老百姓大部分都认为“中国威胁论”很可笑。其实几千年的文化下来，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这种和平的意愿真诚且实在。
但这在国外基本上没有市场，几乎是大国的独白。这里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全球化过程中中我国经济规模的影响：中国崛起的冲击影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挑战也是全球性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世界的不确定性。
第二层是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一旦一个国家上升到第二位，它将面临多重压力：保持第一的大国本能地阻止它，普通国家也将权衡它们的优缺点来决定它们的对策。但无论如何，世界将以未来的第一大国来审视它，并使用比普通国家更高的标准来看待第二大国，让第二的国家感受到处处压力和双标的对待。
第三层是这篇文章的主核心，就是文明大国崛起的不同特点。与日本崛起时的西方文明相反，中国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将不可避免地被西方视为另类，导致集体对抗。
古老文明国家的觉醒
大国崛起，在几千年的全球文明发展中，基本都是用武力崛起，文明程度不重要的。在金戈铁马时代，落后的渔猎和游牧民族很容易征服发达的文明中心。例如，在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摧毁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在二战后的核武器时代，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首先，依靠武力攻城掠地的传统不再被世界所容忍——二战以来，没有一个小国弱国被武力吞并。相反，小国甚至袖珍国家不断诞生，大多数国家都生存了下来。其次，霸权国家必须代表先进文明。代表西方文明最高成就的美国重新定义了大国崛起的模式，使它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同义词。虽然实力仍然非常重要，但大国崛起的基本力量已经从传统的硬实力转变为感召的软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比同质文明中的霸权更困难，对世界的影响也更大，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历史上，我国靠最先进的文明为基础建立了新的东亚秩序，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默默发展。中华帝国从未在世界舞台上挑战过其他国家，我们老祖宗依靠封闭的文明优越感，被西方工业文明粉碎。如果说中国的命运在历史上的宿命是“独善其身”，现在要“兼济天下”，确实很不容易。我国的崛起能够包括为“五跨一缺”：跨种族、跨文化、跨文明、跨意识形态、跨政治制度和缺盟国（缺乏认同的反映）。作为五跨一缺的第二，中国不仅要面对大国替代的一般矛盾，还要应对自身的不同文化带来的特殊挑战。
美国对其霸权的传教士热情源于立国时候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异质文明大国，中国的以后崛起必须建立在文明优势上，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和GDP。因此，我国未来的崛起也会走成为下一个传教士的模式，因我们需要向世界各国传播我们的中华文明精髓，让各国理解和接受。
文明大国的赶超
异质文明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新概念的传播，也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现有的普遍概念，并被后者压制。新文明的概念和制度必须表现出旧文明的优势，才能被广泛接受，代表新概念的大国才能真正崛起。中国的崛起应该超越的是一种强大的现代西方文明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现代化是双胞胎，想现代化就离不开另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打造了现代经济奇迹，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历史的进步。在它的影响下，中国遭受了百年的耻辱，但也因为它而得到了救赎和彻底的脱离贫穷，几千年来中国第一次全民脱贫，中国再也没有穷人。
中国已经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封闭守旧的生活方式，可以在广阔领域与先进国家竞争。中国的崛起是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但我必须超越它，因为无论我国在西方文明的规模上做得多好，都只能像日本那样成为一名追随者。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出乎意料，表明中国的实践包含了许多非西方文明因素，需要总结为系统的概念和制度，使世界各国能够理解、认可和愿意效仿，这就是超过过去模式打造新的模式。
例如，人全的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建设，而不是对人性的总结。中华文明没有这个概念，但一旦它建立在中国文化中，它就必须与西方不同。有种可能性，是比自由主义的人全概念更实用、更完整、更人性化，因此它可以上升为国际共识。
另一个例子是政府角色。在欧美政府是一个少不了的恶，自由主义将重点放在如何防止政府做坏事上。所谓小政府、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法治、全民的选举等制度安排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文化传统强调，政府应该为民做主，政府应该承担广泛的责任，概括就是我们高层所说的广义政府。因此政府必须掌握大量的权力和资源。二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都起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发展型政府。这是超越西方的。
但这种超越不能避免西方文明中权力腐败的见解。如果我党的全过程民主不仅是一个口号，好好努力把它做成的话，将是一种超越的尝试。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狭隘和局限性日益明显，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动荡下，经济是独一无二的。这表明中国可能会贡献更好的替代方案，这是我国的历史机遇。中国将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一带一路等大型项目转变国际角色；大量中国文化领域专家已经忍不住，开始宣传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文化道路优势，还有后时代的全球化中国中心论。
可是，我国的作业显然是不全的，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国的概念、价值观、制度和许多政策和实践远未得到广泛认可。相反，它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认定为与我国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因，成为它们与中国脱钩的基础。目前，中国面对的国家压力很大，后面怎么样走出正确道路，不在彻底改变中犯错，非常考验下一代的领导人智慧。
如何避免出错
依卦哥家认为我们可能在两个方面出错：复马与复古
复马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统教条。也许是因为政治需要，也许是因为习惯力量或缺乏创新，宣传方面将中国在过去简政放权和创新创造推动而成功的全面改革开放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乱说的宣传是因为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里不仅缺乏理论想象力，而且还有不符实际不诚实，也放弃了在总结和改进的基础上超越西方的机会。
因此，理论上的僵化使中国缺乏国际吸引力，很容易被西方定义为苏联红色再起，在国际关系中会导致处处被动，外宣经常出丑。在国内，官方的话语通过限制和删帖来勉强维持。这两天一篇文章《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火了，写出了这两年国内的文化现象，很多词语开始不能使用，互联网上人人沟通都默认的用简易词或符号代替。现在有一种风气，是全员主动去接受低龄化、巨婴化的用词和语法。是什么让我们产生了思维的退化，我想我们其实都知道，只是戒不掉。可以说很多的做法，都在让西方回想斯大林时期的残酷，让西方各国对我们的发展崛起虎视眈眈，成为威胁论的出发点，让西方国家统一战线来限制中国发展找到借口。
复古潮也是逻辑混乱。它的信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但它的目标也是成功的原因。这些潮流煽动者似乎忘记了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忘记了起初建党思想和为新中国建立而作出流血牺牲的先烈。他们追捧中国特色已经到了逢西必反的疯狂做法，对中华文化的糟粕也是兼收并蓄的。这类似于西方很多人的逢中必反，双方都没弄明白世界文明是在彼此借鉴和文化积累中进步的，而不是在彼此文化抵制中进步的。
大国崛起需要有三个长期战略
首先中国有和平崛起的良好愿望，但没有有效的战略，这是因为对异类崛起的难度和复杂性缺乏了解。文明传播是一个难以察觉的长期过程，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不要不耐烦，从长远来看待当下发展。
其次，现代大国的崛起取决于被认可，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必须求同存异。今天的任何大国都建立在同一现代化的基础上，有许多共同点。例如，我们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国际关系上的“人类共同价值”，其实都是在围绕着自由主义价值观。此外，除了新的RCEP和之前的亚投行外，还应建立更多的一同发展的事业，就像反恐、自贸协定、朝核、世贸组织改革、联合国改革、维和行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一带一路也可以试着继续扩大成世界经济互通互连、基础方面建设的大型项目，让欧美国家也可以参与进来。
最后做好基本的经济自力更生。仇外、怯异、搞区分敌我的这些行为，都是人性中最基本的坏思想，因此中国必须为长期孤立和压制做好准备。中国严重依赖其他国家的工业设计软件和光刻机，还没有建立充足的对冲措施，这可能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自由主义理论过于迷信的原因。
总而言之，卦哥家认为未来中国追求的应该是天下归心的雄心，并非是打败天下的野心；需广开言路，能接受异见——即使是恶意的；需有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