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疫情防控“清零”政策，引起海内外媒体及网络出现各种批评意见。从吉林省疫情防控采“全城静默”，上海出现“暴力抓人隔离”“暴力入户清消”，当前中国防疫政策不仅没有改变清零基调，且在具体执行上更为严厉。赞成者认为，这是基于民众健康生命为首要考虑的表现；反对者抨击这不仅造成供应链中断、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长下降，尤其是付出巨大代价，限缩公民权保障。
去年中国疫情防控成功，及成为全球10大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更是展露出制度优势。在“新型举国体制”投注大量防疫资源之际，基于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稳定压倒一切”，铺平总书记习近平第三任任期应无悬念。但若在疫情治理政绩有争议下就任，难免损及政权与领导人威望，减少社会对党国体制及习核心之支持与认同。
然而如此一来，难免产生下述问题。首先，公民社会欠缺自主性及产生寒蝉效应。在中国网络上抗议“清零”政策并非易事，民众试图以别出心裁方式避开网络审查，表达对“清零”限制之不满。这些网民相互发挥创造力，以隐晦方式表达政治不满。“新型举国体制”对互联网保持密切关注，审查人员删除大量对“清零”政策之批评言论，以捍卫党国体制所采取具“政治正确”的疫情防控战略。但这种做法必然激起民众质疑资源投入与防疫效益产出，不符合比例原则，又压制公民权。
强制民众到方舱隔离等防疫措施，被法学界质疑为非法，党国决策层定调“动态清零”，地方政府执行“清零”的权力正不断扩大，限缩社会舆论理性讨论的空间。例如学者童之伟一篇包含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术机构20多名教授意见的批判文章，被大量转发后遭屏蔽，个人微博主页也显示处于禁言状态。这种强制手段，无论是强制送方舱隔离或“同层密接隔离政策”——发现一名阳性感染者则同个楼层和上下层所有住户，皆被视为密接者而强制转移隔离，引发社区民众及社会极大不满和反弹。
其次，动态清零政策扩大党国权力。党国高层领导对上海采取强制隔离的“动态清零”措施，被批评以“清零”策略扩大权力，不仅提高国家机器强制性之“专制能力”，也降低与公民社会协商的“基础能力”，从而侵蚀政权合法性基础。上海市卫生健康部门根据“核酸＋抗原”的组合筛查结果，在全市划分封控区9829个，包括230万人口；管控区1万8281个，涉及362万人口；防范区4万6464个，大约1737万人口。这显示上海疫情甚至比武汉疫情更为严重，尤其上海市在冠病防疫上的两项措施，被质疑为“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及“可能造成某种法制灾难”。
再者，冠病防疫往往难以兼顾公民权利及自由维护，违反法治原则及破坏法制。但党国决策层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对“动态清零”政策定调后，此强制措施已与党国最高层权威“荣辱与共”。地方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基于地方竞争、政绩考核、职位升迁及政治锦标赛激励，往往过当执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否决制”，“政绩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也容不下客观冷静讨论合适政策的空间，以致地方政府几乎无一例外，采取“宁左勿右”之严厉防控措施。
党国中央虽重申毫不动摇打击歪曲、怀疑、否定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论，喊出必须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如同打赢武汉及湖北保卫战，但“一人阳性、全楼隔离”等的强制及暴力执法手段，必然牺牲公民权保障，尤其是限缩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限制舆论对防疫政策的公开讨论，形成生命权维护与公民权保障之衝突。
此外，因鲜蔬与食品供应短缺、缺乏常规医疗服务及将检测结果呈阳病患送至方舱隔离等问题，激发许多人在网络发泄及抱怨，例如使用典故或双关语严厉批评。有人分享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却导致国歌被审查。另有反对封城网民在电影和书评网站豆瓣上动员起来，通过自发投票将“反独裁反乌托邦小说”《1984》推上首位，导致这部奥威尔名著也被禁删。
但审查人员无法完全阻止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出现“病毒式”散播。这部汇编六分钟上海市民在面对禁闭时的呐喊短片，互联网用户设法绕过过滤软件，最终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看到，网民对审查制度感到愤怒，呼吁反击“思想控制”。无数网民“反审查”及“完全反对目前的政策”，批判上海遏制措施造成不必要的死亡，甚至指责冠病以外的医疗服务皆中断，产生资源误置及功能目标替代问题。
综上所论，党国威权体制及“新型举国体制”结合，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又因习近平亲自为“清零”政策辩护，使得松绑的可能性极为渺小。当“动态清零”变成与巩固领导威信息息相关的“政治正确”，涉及核心政权稳定性及合法性基础，防控政策就更加缺乏弹性，难以适应调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