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有超过7000万人因战争和冲突背井离乡成为难民。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18全球趋势报告》（下简称《报告》）披露了这一数据。这一数字比2017年增加230万，是20年前的两倍，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高。
世界难民日（6月20日）这天，电影《欢迎来到卡库马》亮相联合国难民署举办的公益电影展开幕式，为公众展现了难民营中多元的民族和文化，以及难民们的梦想。
“每个统计数据背后，都是一个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努力重建生活的人”，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西旺卡·达纳帕拉表示，举办此次电影节，就是为了讲述难民们勇敢而又坚韧的故事，以及接纳他们的东道主。
住在“香港”
难民是指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因对种族、宗教、国籍、具有某种政治见解或属于某一社会团体等产生畏惧，而无法返回自己国家的人。卡库马难民营位于肯尼亚西北部，主要收容来自索马里和南苏丹的难民。
少女安妮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她来自南苏丹，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在2011年宣布独立，但内战接踵而至，超过250万南苏丹人被迫逃离家园。
对不少人来说，难民就是背井离乡的代名词，在一些污名化的叙事中，他们还被化身为麻烦、低端、隐患……但难民营和难民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呢？
在安妮眼中，卡库马和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一样五脏俱全，有医院、学校、理发店、修理厂、教堂。当然，它们大多十分简陋——教堂的椅子就是一节节放倒的树干。卡库马的地名也来自世界各地，安妮所在的小区就叫“香港”。
同世界各地一样，这里也有一群努力生活的人。
安妮的叔叔失明了，但仍可用手机盲打发短信；同样存在视障的少女伊斯塔林，在国际助残组织的帮助下学习使用电脑，他希望进入机构工作；“彼得将军”和朋友开了家焊接店，他们靠焊床挣到了钱；露丝在学习美发，她想凭自己的手艺开一家美发店，她也想把这些技能传授给别人。
“难民在成为难民前，也是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故事。”在香港的放映会上，本片摄影指导阿杜卜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阿杜卜和诸多演员在内，本片的制作团队中不少成员都是背井离乡的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传讯经理鲍嬿因则撰文表示，难民也是平常人，他们也有才华和梦想，只要有机会，有一个平台，不论是制作团队或是参演，不同区域的难民也能发热发亮。
挣脱传统
与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也在卡库马交锋。
安妮十分喜爱篮球，她经常对着视频学习篮球技巧。这位精悍的少女身着11号“战袍”，胸前是大大的深红色字母“SHOHOKU”——它属于《灌篮高手》里湘北高中的王牌球员流川枫。
当安妮穿着篮球衣穿梭在卡库马的大街小巷，运动内衣若隐若现时，不少奇怪的目光盯上了她。
影片中，几位男性的眼神里充满质疑、冷漠、愤怒、僵硬。“他们似乎不认同我的穿着，但我不在乎。”安妮说。随后，篮球砸到了那个满脸愤怒的男人的脸上。
“很多社区里的人说女人一无是处，认为女人的天职就是结婚、做家务，所以我想改变女性地位，让女性以后有更大的成就，因此我必须成为领袖生（head girl）。”安妮最终在竞选中获胜，成为了学校的领袖生。“我想让社区的人知道，女性能做任何事。”她说。
梅多和安妮的想法差不多。她在学习修车，刚入学时，班里只有两个女孩，不少女生都害怕工科而去学了其他专业。“我跟自己说，要对抗男性的性别歧视，我想看他们的反应”，幸运的是，梅多的同学和老师都很友善，他们一直在鼓励她。
传统不仅束缚了女性，也框住了男性的自由。
西蒙在学习烹饪。在当地文化中，男人下厨是大忌。对于当地人来说，男人合理的“归宿”，是去坐办公室。
“我参加这个课程就是为了做出表率，改变大家都对男性下厨的负面态度……应该改变某些工作只适合于女性的看法，男人和女人都能干任何领域。”他说。
合作与融入
在不少排斥难民的叙事中，难民抢走了本地人的就业、资源，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
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考沙尔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指出，不少国家出现的反移民倾向，并不是因为外来移民本身对当地造成了多么明显的损失，而更多的是因当地民众从感情上排斥异己，以及由此带来的接纳和吸收移民的社会机制的缺失（公号“政见CNPolitics”译）。
她在书中呈现了一个吊诡的现实：反对移民最为激烈的地区，通常也是移民人数最少的地区。
住在卡库马的难民们，和原住民关系如何？
难民们的邻居，是图尔卡纳人。图尔卡纳人最为世人所知的，大概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名为莫西干的发型。他们还会在脖子上戴上一圈圈珠链，有红色的、有绿色的，还有白色的，已婚的女士，还会再带上金色颈环，十分华丽。
当难民最初到来时，图尔卡纳人也有所畏惧，“没人知道他们从何处来”。他们互相间语言不通，甚至还有流言，“外来人要来抢走我们的土地，而且会破坏我们的环境”。
但热情好客的图尔卡纳人，依然接纳了这些流亡的难民，并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达纳帕拉给出了更为具象化的数据：60%以上的难民和当地社区融合在起，没有被边缘化。
在图尔卡纳人接纳难民的同时，和难民一起到来的国际援助组织也帮助了他们。
国际非洲行动协助组织等将农业技术传授给图尔卡纳人，帮助他们成功从畜牧业转型为农业。“我们（图尔卡纳人）一直不会种植蔬菜，但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种植蔬菜并在当地市场售卖。”一位图尔卡纳人说。
难民走向何处？
在一些救助者看来，教会难民们各种技术，可以帮他们求职、创业，赋予他们更美好的未来，还能让他们感到自身的价值。同时，几乎每一位在电影中出镜的难民，都认可教育的意义。
但难民营终归还难民营，它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美好。
“一万人之中，就只有2至3个人可以出头，其他人去了哪里？”阿杜卜表示，卡库马难民往往空有技能，但欠缺就业机会，没有收入，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难民营本身也是漂泊的代名词。在聊到睡眠质量时，一位难民道具师曾告诉本片导演哈里森：“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是布隆迪，只有真正回到我的家，我才能睡得好。”
片中的一首歌曲也唱出了难民的困境：总有人成为难民，我该怎么办……我的记忆中没有朋友，如此孤独，仿佛一颗倒下的树。“其实每一个难民心中，都有一个早日回家的信念。” 哈里森说。
更令人困扰的是，人类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都在不断提高，难民数量却也屡创新高。
一位有45年经验的外交工作者就在现场发出了上述提问。他指出，国际社会如果不认真努力去解决造成难民的原因，那么难民的问题无论怎么努力，提供多少援助，作用都是有限的。
嫣然天使基金会创始人李亚鹏则在演讲时表示，“对于严峻的时代危机，我们可以做什么？我相信电影的力量。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它以影像的方式，让我们在想象中经历那些遭受命运碾压的人的生活，积蓄改变的可能性。”
达纳帕拉也表示，通过电影这类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提高大众对难民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危机并非在其国内，除了要让公众有同情心，更多关注难民事务外，也要了解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大框架上共同解决难民问题。
采写：南都记者 吴斌 实习生 宋承翰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