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共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第10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坚持自我革命”：“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政党就跟人一样，自我革命是最难的，但意义往往也是最大的。
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说到底，首先就是中共的一场自我革命。现在的人都明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但要回到当初看，这一招可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才是党内的主流意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走不了这么远，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邓小平为什么会逆流而上，毅然决然地进行改革开放呢？因为他认准了一个死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共在十八大后，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的治党治国治军举措，特别是针对人治和腐败两大顽疾，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到了战略全局的高度，可以说穷尽了体制所能采取的各种办法，达到了体制所能容忍的最大极限，因而取得了现有体制下的最高成就。
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依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比如，为了防止领导人干预司法，现在要求司法人员将相关情况进行记录填报。对于可以不买账的领导人，司法人员固然能够做到；但对于必须买账的领导人，尤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司法人员还能做到吗？在现实生活中，领导人不可能不遇到麻烦事，但我们能看到多少领导人通过打官司解决麻烦事呢？
再比如反腐败，正常的顺序应该是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这个顺序排列，就是设置三道防线，或者说过三遍筛子，前一遍筛子漏网的，再过后一遍筛子，越往后漏网的人越少。最后，针对三遍筛子过完后，仍然漏网的极少数人，进行惩治就行了。看现在官方的提法，顺序依然是颠倒的，把不敢腐放前头，不能腐放中间，不想腐放最后。这充分说明，反腐败主要靠的还是震慑，而震慑的本质就是治标不治本。
怎么办？只能转换思路，体制的问题要尝试用体制的办法解决，也就是通过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从根本上解决人治和腐败的问题。人与体制斗，无异于天人交战，是斗不赢的，迟早会败下阵来。人事是会更替的，现在的人不能给将来的人作主；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看法和注意力也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就像一根没有压缩到底的弹簧，只要稍微松劲就会反弹，导致前功尽弃。
中国王朝的历史周期率，已经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唐朝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实际上，后人一点也不傻，或者说，哪怕一朝的后人傻，也不可能朝朝的后人都傻。既然如此，历代王朝为什么都没能摆脱历史的宿命呢？原因无他，根本不是后人不鉴之，而是如若体制的问题不改，鉴之也没有用。
至于这个体制的办法，具体是什么？我们现在给不出答案，只能群策群力，慢慢地讨论和酝酿，最后找出一个稳妥可行的办法。
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邓小平1991年初在上海的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邓小平不是理论家，但有简单的三言两语，就能直抵问题核心的远见和智慧。诚如他所言，习惯了，不怕了，新路自然也就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