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之间平等、开放、循环往复的交流，是保障正常的学术生态的前提；而学术交流需要客观、科学、理性、中立的交流平台。但在现实中，这样的要求很难实现。地缘政治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必然会映射到国际学术交流中。
西方与东方，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在学术界，提到西方与东方，一定蕴涵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别。抱着西方中心的心态，一些西方媒体、政客、学界对于东方学者，抑或是在他们看来倾向于中国的学者，更是带着歧视性的偏见。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赛义德（Edward Said）在其开创性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首次提出“东方主义”这一概念，认为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
随着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也甚嚣尘上，冷战思维在学术界也再次浮上水面。受东方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一些国家对华人的排斥变得更加明显。例如，对中国科学家申请学术合作签证时设置障碍，取消文化和研究交流奖学金（例如美国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对华裔科学家进行有罪推定，对与孔子学院相关的学者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等等。此类事件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已经屡见不鲜。
在同行评审中，中国学者的政治背景和党派，也会受到特别的关注。由于评审意见通常不会公开，这种歧视就成为一种很难被发现的隐性歧视。
一些同行评审往往由于固有的偏见，例如对“中国宣传口径”的抵触，对维护“北京立场”的反感，以“文章过于‘中国化’”的理由，对华人学者的论文加以否决。虽然同行评审通常是双盲审，但事实上评审者通过选题、论点和文风，不难推断出作者的身份。
在社科类SSCI期刊的同行评审中，评审意见通常是充满意识形态斗争和对不同意见的排斥，评审者有时并无法提供有效的论证，来证明作者观点错误。
这种隐性的歧视，对于青年学者来说伤害更大。青年学者在教学之余，还要承担沉重的发表任务，以SSCI期刊为例，投稿所用的周期从几周到两三年不等，而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青年学者在面对评审意见时缺乏话语权，在遇到不公正评审时，要么违心地屈从于评审者的意见，要么撤回文稿，辛苦白费。
应该看到，西方学界的同行评审制度经过多年的试错和对规则的不断完善，不失为一种现存环境下合理的制度。客观、公正、理性的同行评审，能够在作者与评审者、编辑间形成良性及有建设性的沟通和互动，对扶持青年学者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我投稿过程中遇到的同行评审，多数人是理性客观审慎的，不会说“必须如何改”这样盛气凌人的话，而是会非常谨慎地表达“这只是我从我所熟悉的角度提出的个人意见，仅供作者参考”。有一些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只是要求作者进一步澄清，只要能说服审稿人和编辑就可以。这样的来回交流，也为作者提供了澄清误解、与审稿人进一步讨论的机会。
不能否认的是，在中西不断激化的博弈当中，学术界也难以幸免，正在成为政治战场的延续。与周围年轻学者交流，发现很多人都有过几次遇到“奇葩”评审的经历，例如不加批判地用西方媒体上常见的信息对观点进行否定，却不能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11月1日，西方多家中国研究院，包括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等高校的相关研究团体，联合举办了“克服中国研究环境的挑战”圆桌会议，除了讨论中美博弈大环境下中国研究的困境之外，包括裴宜理在内的知名学者也提出了目前存在于西方学术体制之内，对中国学者缺乏包容度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即便一些政客、记者和政治团体须要靠渲染“中国威胁论”来谋生，严肃的西方学者依然愿意尽其所能，维持与中国学界的研究合作关系、推动研究体制内对华人学者和中方合作者的保护。这在当下不断恶化的大环境中，给人带来一线希望。要建立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学术界的话语权，应该与这些学者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学术界的歧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