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伟达发表于9月17日《联合早报》的《压在中美关系上的“三座大山”》（以下简称《压》文），文中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将中美关系的问题根源归结为政治体制的问题，建议“首先必须移除政治大山的压抑和压力”。
结合他过往在讨论中美关系的多篇文章，伟达似乎始终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是“标准”；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文明的，是落后的。
伟达甚至比弗朗西斯·福山更加坚信“美国政治的自我矫正和改革能力”，毕竟福山已不再谈论“历史的终结”，转而开始讨论“美国政治的衰败”了。
因此，伟达似乎认为，中美之间的问题都是中国造成的，而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安排。似乎只要中国全面采用美国的政治体制，达到美国的标准，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烟消云散了。这样的认知未免过于肤浅，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出自“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的观点。
伟达在多篇文章都有提及的一个观点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制度（所谓的“自洽能力”）是“标准”，并在《压》文中举朝鲜、伊朗，甚至阿富汗等国为例，说明凡是不遵循美国标准的国家，其管制能力都很低下。
姑且不论这个世界是否存在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标准”这回事，这样的观点完全是倒果为因。一个显而易见，但被伟达忽略的事实是，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制裁甚至武力入侵。
究竟是这些国家因为没有采用美国“标准”而导致它们的管制能力低下，还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和入侵，而导致它们的管制能力低下呢？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美国“标准”，但在冠病疫情管控方面，却表现出比美国政府强大得多的管制能力，这又该作何解释？
伟达强调不能和美国奉行的标准“对着干”，因为美国是高标准，而“高标准的反面是低标准”。可问题是，高标准的反面为什么一定是低标准，而不能是更高的标准？例如中国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推动扶贫脱贫，在中国5000年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相比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束手无策的美国政府，这难道不是更高的标准吗？
伟达认为几十年前中美关系的改善，是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似乎是对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导致的又一次倒果为因。中共建政后中美关系改善的起点，始于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逊访华。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伟达所说的“昏天黑地”的文革之中，比当代中国距离所谓美国“标准”更加遥远。
按其逻辑，美国怎么会选择在那时与中国改善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美国必须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中美关系的改善，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的国际环境，保证了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伟达对邓小平和他主导的改革开放推崇备至。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使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它确实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变革之一。
但被伟达忽略的另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并未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始终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显然，中美关系从友好转为对抗，根本原因并非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期望中国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改变政治体制，无疑是开错了药方。如同美国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所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说的：“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