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共存”和“清零”的争论沸沸扬扬。在中国，提出“与病毒共存”的张文宏医生，以及坚决反对“共存”的前卫生部长高强，成为这场大辩论的两位主角。
西方媒体也参与其中。在它们的报道中，高强代表体制内的声音，正在对一名敢说真话的医生进行围剿。它们也引述西方专家的观点支持张文宏，指中国“清零”策略无法持续。很快，这场争论上升为两条路线、两种制度之争，而张文宏俨然成为西方路线的代言人。
但事实上，中国这两派并不存在太大的路线分歧，只是对“与病毒共存”的说法理解不同。有人因此指责张文宏是“投降派”，但这显然是对张文宏的误解。
张医生认为，冠状病毒在不断变异，会成为“长驻病毒”。因此接种疫苗是关键。但未来哪怕每个人都打了疫苗，冠病疫情仍然会流行，不过流行的程度会降低，病死率会降低。他认为，重要的还是市民的防控意识，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救治和疾病防控）的力量，才能最终达到与病毒共存。
可见他说的共存，并非英国那种共存。所以事关路线之争的“共存”说，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个伪命题。张文宏也在文章中清楚地表述：我们已经赢过冠状病毒一次，未来我们一定会找到长久的制胜之道。
什么是制胜之道？就是人类能战胜病毒，所以说张文宏是投降派，肯定是没读过他的原文。而张文宏认为，中国之前的抗疫政策是成功的。他说过，全民团结是中国去年战胜百年一遇大瘟疫的基础。可见真正的张文宏，不是西方媒体所塑造的那样。
中国网民揪住“与病毒共存”说发难，那是以偏概全了。有多少人是认真读过张文宏长达1570多字长文的？其实无论骂他的，还是替他辩护的，往往只是从媒体或别人口中听到几句就互相开战了。
当然，“与病毒共存”说，确实有误导性。我不确定张医生是不是受了新加坡的影响。因为之前（6月24日）新加坡三位领导抗疫的部长，在英文报上发表联名文章，提出living normally with Covid-19，在华文报通常被翻译成“与病毒／冠病共存”。
我个人不赞成这个译法。因为在英文里，live with的常用意思是“忍受”。比如忍受病痛，忍受苦难，都是用这个词。如果把它直译为“共存”，虽然字面上没错，但在语意上可能有问题。
比如，李显龙说：在对抗冠病的战斗中，新加坡也有挫折。这是个很难对付的敌人，它在全球夺走了数百万条生命……
既然说它是“敌人”，对于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我们能说与敌人“共存”吗？如果这个敌人会长期存在，如持久战，在华文里，我们能把长期的敌我关系形容为“共存”吗？
所以说“与病毒共存”，是很容易被人当“投降派”的。毕竟这个病毒是夺走数百万条生命的人类大敌。但这只是翻译问题，或者说是用词不当。就这一点而言，张文宏被人误解，不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与病毒共存”的提法，也给新加坡政府带来麻烦。卫生部长王乙康就在国会上说，社会上有多元化的声音，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应对疫情时，我们应该求同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