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和西方的国际话语体系中经常使用的说法是：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是七国集团声明，再到印太战略等，“自由国际秩序”都是关键词。
中国和俄罗斯则直接或者间接地被认定为对自由秩序的主要挑战者。自由作为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从道义角度来说很有吸引力，然而问题在于这样具有高度主观判断和道义高度的话语体系，一旦过度宣传，很容易引发国际关系的紧张甚至对抗。
背后的民主和平论
自由国际秩序的话语体系背后的知识基础，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根据国内治理模式来区分自由国家和非自由国家，第二是自由国家性善论和非自由国家的性恶论。这两点实际上也是构成了“民主和平论”的逻辑基础，即按照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内治理体系，被认定为自由国家，自由国家因为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彼此之间爱好和平，政治上通过协商解决争端，经济上相互依存。
相反，不自由国家则被认为本质上是好战的，依靠实力而不是对话处理国际关系，在经济上则是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因而自由与不自由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中美关系紧张的加剧，自由国家秩序越来越成为美国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这本身就蕴含着很大危险。
首先，自由主义秩序话语体系中对于国家判定，是依靠国家内部治理模式来理解世界的世界观，具有很大的主观意识形态性，会阻碍不同国内制度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可能性。自由国家是一种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需要有处于对立面的非自由国家才能够建构。
通过定义自己是自由和他者是不自由的方式，自由国家似乎找到了认识世界的一张地图。国家被两分法简单地分为对立的两类，这样可以便于自由国家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哪些国家可以交往，哪些国家须避免接触或脱钩，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整个世界自由的终极目标。
这实际上是一套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信念体系，让自由国家认为他们之间利益一致，而和非自由国家之间是利益对立的。当自由国家的力量处于绝对上风的时候，倾向于采取接触政策，试图让非自由国家变成自由国家。
当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自由国家就必须团结一致对抗非自由国家，避免国际体系的非自由化。然而，使用国内制度来推断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属于思维跳跃，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证明。
第二，与自由国家性善论相联系的受害者心态，往往会让他们在国际行为上不是更加温和，反而是更加激进的思想根源。民主和平论者认为，自由国家是天生温和的和平派，但是他们的民主体制和专制国家相比，具有天然的脆弱性。
因为民主国家国内体制是开放、透明、民主、自由的，而那些专制、威权国家体制的秘密、封闭、独裁的特点，让他们可以在不暴露自己弱点的情况下，利用自由国家的弱点。这就让自由国家在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
但是自由国家不能够学习坏榜样成为专制国家，因此为了避免国际竞争中的不利结果，就必须先发制人采取强硬，或者以强硬威胁让对方不敢钻空子打击自己弱点。这也是威慑理论的基本思路。
国家分类标准多样化
然而问题是，所谓的自由国家这种无论是自大的心理，还是自卑的心理（受害者心里），都是源于自我本位的认知方式；而这种过度自我本位的认知方式，实际上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方是否从一开始，就想要打击自己所谓弱点的意图。这种意图即使有，是否就是源于威权国家本身天然就带有的险恶用心，还是对自由国家先发制人的行为的一种对应性的反弹。
西方的自由秩序话语体系，是建立在对国家分类标准单一化的基础上。我们没有必要完全否定这种看法，但是对于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也完全有理由质疑国际层面的行为体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以国内体制作为唯一标准呢？这个标准是否合适，是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还是相反呢？
首先，以国内体制单一标准判定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模式，进而定义国际秩序的自由或者不自由的一元化思维，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必要地被政治化，导致人类整体福祉受损。
传染病、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绝对贫困、贫富差距、种族问题，这些都可以成为在国际层面对国家分类的标准；在这些不同的标准下，国家在不同领域属于不同的国家集团，各国的身分认同也会随着标准的多样化而变化。
然而，以国内政治体制作为单一标准来看待的话，世界就变得黑白分明。为了防控全球疫情，中国向各国捐赠疫苗，本来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还是被贴上不自由国家标签。中国的这个国际行为，被解读为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影响力的疫苗外交。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构想，同样可以从解决国际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不足问题的角度解读，但因为被认为是不自由国家，则往往被解读为推广中国维权模式的工具。事实上，将国内体制和控制传染病，减少绝对贫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甚至核军控联系，并没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用国内政治体制的单一标准来对国家分类，会导致国际民意和舆论的尖锐对立，恶化国家合作的大环境。任何国家的一般民众对于外国的事情没有切身体会，关注很不持续，因而对于对方国家内部体制特点的关心，往往是那些高度关心价值观取向的精英特有的，他们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专家、记者智库人员或者利益集团代言人。
如果他们的话语体系，是按照上述单一标准二元对立框架持续展开，广大民众就会潜移默化地内化自由国家对不自由国家的社会对立认知框架。由于这样的认知框架，可以让人们聚焦找证据，证明对方的不自由体制带来问题，从而反过来证明自由国家的优越性，而容易被社会所接受。
很大程度上，所谓民意决定对外政策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对外关系的问题距离民众生活很远，摸不着看不见，很多也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外交上的民意影响，可以说是一种被调动的，甚至可以说是被鼓动或者制造出来的民意。
问题在于，社会层面若也被这样自由对不自由的对立认知框架所垄断，很容易激起被认为是不自由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强烈反弹。近期围绕河南郑州暴雨的一部分外媒报道，造成当地民众愤慨的事件，实际上就是明显的例证。
苏联和中国在冷战时期，曾经用阶级的单一标准来对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分类，并以什么阶级掌权，来推论这个国家在国际行为上是侵略性还是和平性的。这实际上也是以一种单一标准来对国家分类的表现，但冷战后期中苏实际上都调整了这种做法。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能够合作、和平共处为主要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积极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实际上是为了融入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多边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战后国际秩序的进程。可以说，美国在这个战后秩序建构中做出巨大贡献，但这个秩序和美国现在说的自由国际秩序并不完全重叠。
自由国际秩序话语体系真正成为西方世界主流是冷战后的事情，因为美国将自己定义为冷战的胜利者。在这个自我定位上，美国充满激情地在世界上主导了一场推广价值观的运动，有时候常使用武力，也常破坏战后秩序中的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中心原则。这个时代现在正在走向结束。
为了国际关系稳定的大局，还是多用中性的国际秩序，少用和慎用自由这个形容词为好。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中美关系紧张的加剧，自由国家秩序越来越成为美国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这本身就蕴含着很大危险。
